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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64年，塞缪尔在成就上不仅不能和比他年轻13岁的堂弟约翰相比，而且已经成为波士顿的世家子弟的反面教材了。作为经商的开始，塞缪尔的父亲安排他到家族的朋友卡斯廷的财务公司工作。以塞缪尔的家世和教育程度，他应该干得很出色，没想到没过多久，卡斯廷就请他走人，理由是：“我是在培训商人，不是政治家”。
被卡斯廷开除后，塞缪尔的父亲给了他一千英镑，让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贷给一个缺钱的朋友，结果血本无归，另外一半很快花完了。父亲只能让他到家里的酒厂工作。在政治方面，他还算不错，1746年当选为波士顿的政府职员。1748年，他和朋友开始出版一个政治性的周刊，宣扬辉格党的主张。
塞缪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并负责管理家里的酒厂，结果经营得一塌糊涂，甚至被债主抄家。1760年他宣布破产，改行做本地的收税官。可是这个任期八年的职位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因为塞缪尔的账面上出现8000英镑的亏空，并不是他贪污公款，而是因为他从来不记帐，钱不知道哪里去了。到了此时，过了半辈子的塞缪尔在所有人的眼里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
1764年，食糖法公布后，42岁的塞缪尔终于知道他应该干什么了：反抗英国。他和汉考克成为波士顿抗税的领袖人物。作为领袖不仅要有激情，还要有理论，塞缪尔是殖民地对抗英国议会的理论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里发现了一个暗示，就是殖民地人“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话成了火种，成为殖民地人反抗英国的主要武器。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出席纽约会议，讨论印花税法所构成的威胁。组织这次会议的马塞诸塞总督预期这次会议将支持英国议会，没想到辩论以后，会议通过了一组决议案，认为除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课税。并认为印花税法具有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明显倾向。
1765年塞缪尔被选入马塞诸塞议会，次年汉考克也被选入议会，于是殖民地议会也被他们所控制，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
总督赫特奇森对此不能不采取行动，武的不成就来文的。汉考克动不了，就针对塞缪尔。对付塞缪尔这种人可以从经济上入手，经过查帐，发现塞缪尔负责的波士顿税收账目上缺了1700英镑，塞缪尔被控贪污公款。这笔钱是补贴家用，还是用于搞运动了，塞缪尔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地方法庭的法官是反抗英国的同情者，判塞缪尔无罪。总督将案件送到马塞诸塞最高法院，终于判塞缪尔应当赔偿其中大部分。汉考克借他一笔钱，只补上其中一部分就没有下文了。法官不愿意依法判处塞缪尔，是因为自己的薪水的发放权掌握在殖民地议会手里，现在议会掌握在汉考克和塞缪尔手中，虽然明摆着贪污公款，也只能大事化小。
在亚当斯和汉考克的组织下，波士顿的抗税运动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法律几乎荡然无存，居民经常围攻和殴打海关人员，总督感到无法控制，只能要求帝国派兵，于是两团英军前来维持秩序。
那时候英国的传统，很有些好男不当兵的味道。军官是靠钱买来的，士兵是充军的犯人。部队调防时携家带口，普通士兵的薪水根本无法养家，因此士兵的家属和士兵们都要在驻地打工挣钱养家。这些人能干的活都是很低档的苦力，于是英军一到，波士顿的苦力市场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冲击，苦力的价格直线下降，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波及。对于塞缪尔和汉考克来说，这是他们最希望见到的，因为他们不缺钱和理论，缺的是搞暴力的人手。
18月后的，1770年3月5日晚上8点，英军的一名上尉在港口被把门的少年截住，因为他没交摆渡费。上尉有急事，没有多纠缠，甩手就走。收票的少年追到军营，被门口的卫兵拦住。卫兵对少年的说法不相信：“英国绅士怎么可能不交费那？”少年很刻薄地回敬：“英国军队里有绅士吗？”两人争吵之间，未免动起手脚，卫兵一枪托砸倒少年，继续站岗去了。过了一会，少年叫来几位同伴，开始用雪球向卫兵投掷。
等普雷斯顿上尉带人闻讯赶来时，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波士顿人不顾英军的劝阻，场面非常紧张。在火爆的气氛中，一名英国士兵擅自率先开枪，最后五名市民被打死，六位受伤。更为愤怒的市民不肯散去，直到总督赫特奇森赶到，保证按谋杀罪审判普雷斯顿上尉和他的手下，民众才渐渐散开。
此时，由汉考克资助、塞缪尔负责出版的报纸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把这件事称为“波士顿惨案”。
几个小时就出版了，不是因为抢新闻，而是因为由一件小小的口角变成血案，是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功劳。
向英军扔雪球的人中有一位后来成为大陆军的将领，他就是华盛顿的亲信诺克斯。诺克斯到现场是被人鼓动去的，事后不仅说不清楚是谁开的枪，连英军为什么开枪都不清楚。在后来对开枪的英军官兵进行审判时，有一位叫保罗·瑞维尔的证人把现场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一口指证是英军故意开枪，谁开了几枪说得十分准确。
这个人在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有一首诗名字叫“保罗·瑞维尔飞驰”，是说1775年4月18日，因为他的通风报信，使英军收缴民兵武器的阴谋破产，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瑞维尔之所以去通风报信，是受一位叫约瑟夫·沃伦的派遣，而且也不是去给民兵报信，是去找隐藏在乡下的汉考克和塞缪尔，通知他们不要被英军抓到。约瑟夫·沃伦是波士顿的共济会长老，瑞维尔是他的下属，沃伦在共济会的上司则是汉考克。
波士顿惨案那天晚上，瑞维尔在场，但他并没有向英军扔雪球，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和别的旁观者不一样，并不是去看热闹，而且为了日后出面作证的。那天晚上，还有两位旁观者，是波士顿商业门阀之一帕金森家族的一对亲兄弟，托马斯和詹姆斯，他们俩和瑞维尔不一样，他们是汉考克的心腹，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日后作证，而是受命添油加醋去了。英军开枪，也是因为这些别有用心的旁观者使现场的情况越来越火爆和激化，导致士兵失去了控制。英军开枪完全是因为在武力威胁状况下的情绪失控，是汉考克和塞缪尔花了18个月创造的一个机会。
塞缪尔文攻，汉考克武卫。波士顿惨案发生后，汉考克作为市民委员会的代表，和赫特奇森总督、驻波士顿英国军队的主官道瑞马普上校谈判，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当听到对方只考虑撤走一个团时，汉考克拍案而起：“全城起码有4000人准备拿起武器。”
赫特奇森和道瑞马普脸色大变，这分明是赤裸裸的造反。两人楞了一下，认定是这位狂妄年轻人的虚张声势，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道瑞马普上校同意将红袍军从城里撤到城堡岛上。
第一步计划进行的很顺利，下一步就是对英国官兵的审讯。汉考克和塞缪尔充分利用舆论和人们的反英情绪，准备将这场审讯变成反抗英国暴行的舞台。
普雷斯顿上尉和其他五名士兵被逮捕，殖民地政府保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审讯。但是，全波士顿的律师没有一个人肯为英国官兵辩护的，因为在全城反英气氛十分强烈的处境下，为英国人辩护等于在职业上的自杀。
塞缪尔感到非常满意，他的这步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下一步就等着法庭宣布英国人犯有谋杀罪，用法律的名义来宣告英国官方的罪恶。但是，他没有料到，居然有一个人肯无偿地为被告辩护，而且这个人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5，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惨案中的精彩表现
这个人居然是约翰·亚当斯，又一次免费为人辩护，上一次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次是为了波士顿的全民公敌。
塞缪尔和汉考克觉得约翰疯了，两个人找到约翰，要问出个究竟，约翰的回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兄弟和朋友因此反目，约翰能言善辩，塞缪尔和汉考克知道说不过他，只能找到波士顿另外一名顶尖律师，在法庭上和约翰较量。
这位律师是亚当斯家族的朋友罗伯特·佩恩。他和汉考克、亚当斯兄弟一样，先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1749年毕业于哈佛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后来成为商人，到南方、西班牙和英国等处旅行。在此期间自学法律，于1757年获得律师资格，在现属缅因州的波特兰开业，后来定居在马塞诸塞的陶恩顿，1768年入选马塞诸塞议会。
佩恩是作为波士顿议会所派的公诉律师，他要求立刻进行审判。但这次和以前审判塞缪尔和汉考克不一样，法官虽然薪水的发放掌握在议会手中，但约翰·亚当斯本人就是马塞诸塞殖民地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他成功地说动了自己的同事，把审判延后到当年10月。
半年以后，情绪渐渐冷却下来，温和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审讯开始后，约翰·亚当斯在法庭上进行了出色的辩论，最后陪审团认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两名直接向人群开枪的士兵也被判轻罪。
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全盘计划，因为自己人的固执而功亏一篑。他们算计好了一切，偏偏没有算计约翰·亚当斯闹得这一出。更为不妙的是，经过波士顿这一闹，英国议会看到北美殖民地有动乱的可能，再次作出让步，除茶税外，所有其他税则完全废止了。这个让步的策略非常高明，局势向着对帝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