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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人习惯上称有韵文为文，无韵文为笔，经颜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笔都要用事和对偶，这在古体文笔（魏晋以前）向今体文笔（唐朝的律诗律赋四六）转化过程中是一个关节，介于古体和今体（律体）之间的俳（对偶）体在这时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约一派的文人提倡声律，用事对偶以外再加上声律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诗和其他文笔形体上都由俳体逐渐向律体变化。自玄言诗以至对偶诗，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诗，梁陈诗人却敢于说出真性情，虽然这种真性情多是污秽的，但终究是有了内容。代表这种形体和这种内容相结合的诗叫做宫体诗。梁武帝的太子萧纲（梁简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创制一种轻丽的文体，因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们都模效着做，宫体诗代颜延之一派的对偶诗而盛行于梁陈两朝。
宫体诗正是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的表现，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内人昼眠》、《娈童》（梁元帝诗）也用来作诗题，污秽可厌。不过，梁陈诗特别是陈诗，对诗体的发展来说，确有它的成就。梁陈诗应用声律、对偶、用事三个因素，已经相当成熟地达到配合匀称、平仄和谐的境界，五言律诗虽然还没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趋势，如范云的《巫山高》，张正见的《关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诗，宛然唐律了。其余五绝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阳楼诗》、梁简文帝《梁尘诗》、陈沙门慧标《送陈宝应起兵诗》；七绝如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闺有望诗》；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动弦歌诗》，都已无异于唐诗。七律的完成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陈子良的《我家吴会》，虽音节未尽谐合，体制已属七言律。梁陈文人从古体诗中寻求新体，偶得这些篇制，数量不多，却都为唐朝各种近体诗奠定基础。
文人所作古体五言诗在东晋南朝，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
这时期五言诗的盛行远超过建安、太康，但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古体诗人中堪称卓越的作者却只有陶潜一人。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也是构成东晋南朝诗的重要部分。这类民间歌诗情深而净洁，语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诗）而采多，富有南方清丽宛转的风格，如《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杨叛儿》等篇，使人屡读不厌，与《国风》、汉乐府同为乐而不淫的正声。
赋——东晋南朝赋也和诗相似，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东晋盛行玄言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可作这一类赋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赋》，源出汉魏大赋，气魄雄伟，取材宏博，两汉魏晋最重大赋，非大学问家不敢作，郭璞博学有高才，完成了最后的一篇大赋，此后，作大赋的历朝虽有其人，却再没有名篇。陶潜作《闲情赋》，《自序》说是取意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定情赋》已亡佚，从残存句看来，《闲情赋》是《定情赋》的充分发挥。萧统《陶渊明集序》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实，《闲情赋》情致深厚缠绵，实是情赋的杰作，说它缺少风谏的意义，无助于风教，未必是确评。陶潜《归去来辞》，也是属于赋类的名篇。赋的作用在于体物写志，东晋赋家，郭璞是体物的巨匠，陶潜是写志的绝手，在玄言赋盛行的时期，郭璞、陶潜独能违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谓豪杰之士。
宋齐俳赋兴起，《文选》所录宋鲍照《芜城赋》、《尢鹤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梁江淹《恨赋》、《别赋》等，都是俳赋中的名篇。宋范晔《自序》，说自己深通声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声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从根本上懂得。年轻人里只有谢庄可能懂得。因为谢庄通声律，所作《赤鹦鹉赋》（文已残缺），被认为律赋的滥觞。梁陈文人专力作诗，在创制新体上，成就也较多。赋体巨大，调谐音节更不易，因之梁陈赋虽向律赋演变，但还少见成形的律赋。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东汉，至魏晋时达到最高峰。魏晋骈文，句法整（不是对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偶用故事），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不拘声律），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王羲之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与殷浩书》、《与谢安书》、《与谢万书》以及《兰亭诗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体兼骈散，就风格方面看，应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观的，但冗长堆砌，意少语多（所谓“瘠义肥辞”），也是这一派的通病。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齐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的门径。以梁陈徐陵、庾信为代表，所谓徐庾体的一派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对魏晋骈文说来，徐庾体是新变成的文体，对唐四六说来，徐庾体却仍保持较多的古意。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尽管盛行，并不能排摈散文在史书上的地位，以为东晋南朝时散文已经绝迹，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东晋南朝人撰史书，凡论赞都用骈文，惟梁陈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书》、《陈书》，论赞独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潜作《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反对四六文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性的文体革新，陶潜、姚察则是这个革新运动的先驱。
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南朝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著述。这些著述主要产生在梁朝，因为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宋鲍照说：“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就是先得了解当今的事情，然后才能谈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作者据以观察古体文学，从比较中得知它们的优劣所在，从而作出有见解的论述。几部重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显然是有原因的。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今本《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东 汉末年，止于东晋，主要内容是记录清谈家的言行。清谈至东晋末告结束，宋时正好作总结。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士多人，《世说新语》当是众文士所编辑。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有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练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至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错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书的美妙。后世模仿《世说新语》而作的书很不少，可是都显得不能相比，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的产物，后世没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萧统是博通众学的大文学家。他招集著名学士，商榷古今，聚书将近三万卷，研读不倦。《梁书》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足见萧统不仅自己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凭借众人的学力，合众力来选录古今文章，宜乎《文选》三十卷成为选择最精的文学总集。《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在这个标准下，《文选》自然是正统派的文集，以立意为宗，不甚讲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难入选了。《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