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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章 南北统一社会繁荣时期——隋——五八一年——六一八年
第一节 巩固国家统一的各种措施
从东汉末年开始，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巨大优势，但统一势力也在继续增长，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魏、汉、吴三国分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到西晋实现了统一。西晋极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国大乱，魏太武帝扫清十六国残余，周武帝扩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实现了统一。自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还是归宿于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政治上割据只能是一时的现象，统一却是根本的趋向。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国割据，主要发动者是所谓五胡的少数族人，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少数族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数族的发动侵扰也应是破坏统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行政方面
一 建立汉族政权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侍，是要求恢复汉族政权的。就是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权象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就会覆没，隋义帝杨坚在风浪中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继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这个风浪，五八○年，病死，子周静帝年才八岁，当然无力平息这个风浪。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正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jiǒng）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字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罗延），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文帝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二 厉行节俭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国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国的方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主要的一条是节俭。他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其次的一条是诛杀。他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这两条贯注着他的全部行政，《隋书》说他“躬节俭，乎摇赋，仓廪实，法令行，君于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这种褒辞，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也不会离事实太远。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对将近三百年乱局的结束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辅政时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习。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隋文帝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后，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性妒忌，不许妃妾美饰。隋文帝曾配止痢药，要用胡粉一两，宫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独孤后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节俭生活。
皇帝躬行节俭，是改善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隋文帝具备这个条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奖励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褒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褒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五九一年，临颖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旧制，京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放债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停止放债扰民。州县官直接治民，隋文帝采取奖励良吏，给田养廉等措施，虽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严惩不法官吏——隋文帝对待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他发觉，勒令归第（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他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惩罚。六○○年，他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废黜杨勇，立杨广（隋扬帝）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谗言、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至少同杨勇一样，只因善于伪装，独孤后、杨素都替杨广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杨素广营资产，京城和京外大部会，到处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里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仆，住宅华侈，式样模拟皇宫，隋文帝还以为杨素诚孝，信任有加。隋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功臣旧人，多因罪小罚重，杀逐略尽，剩下一个最凶狡的杨素，恰恰就是助杨广杀害他的奸人。吏部尚书韦世康请求退休，对于弟说，禄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辞官。这说明当时朝官，有些不愿冒险作官，有些不敢进忠言招祸，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杨素一类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严惩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那就无益而反有害了。不过，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确是减少些，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改良统治术——隋文帝对待民众比较宽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枉屈，本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最后可上告到朝廷。穷苦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对待官吏极严的当时，也多少起些保护民众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五九二年，下诏：诸州死罪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诏：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罚，在朝廷上杀官员，对民欢犯死罪，用心却是平恕。六○○年，正是他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的时候，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至荣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安么！李参等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约定某日都来到京城，说，你们如果失约，我只好代替你们受死。到期都来到，不缺一人。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的诏书，要求官吏学王伽，以至诚待民。《隋书》说他留意民间疾苦。五九四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民人，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他这些表示，在帝王中确是罕见，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