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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氏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
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
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土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 广东广州出土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东晋永嘉砖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优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枪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土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欢，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枪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玉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活，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巡，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