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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广东素有中外通商都会之名，是邻省羡慕的殷实之乡，也是皇室勒索巨额财富的重要地区。多年的内战，几乎消耗掉了广东省的多数财富，但叶名琛主持下的广东政府，还源源不断地把已经紧缺的广东库银作为协饷输往北方各个战场充作军费〔24〕。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广东统筹一百万两银拨解广西〔25〕。“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26〕“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27〕如从这一角度考虑，叶名琛对清政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叶名琛在抵御英法联军的入侵时，难以从国内战场上分兵抵抗，也难有充足的财力去组织新军来补充兵力。
至于对叶名琛没有组织民众去防御和抵抗入侵者的指责，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基本上已放弃了“以民制夷”的策略。“以民制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对团练、团勇的使用。但“叶名琛于团练之实在未尝复保，于水陆兵勇未尝整饬”〔28〕。叶名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使用团练，一是缺乏经费，“如谁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办，不准开销”，以至于“嗣因惜赏，各街团练壮勇不愿出力”〔29〕。二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与起义军作战的叶名琛，深知这些义军成员原来的身份，因而吸取了“以民制夷”的教训，害怕“勇”变“匪”的这种转化。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兵之际还把原来的陆路壮勇一万多人裁撤了十分之八。其三，在他看来，在中西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动员民众起来虚张声势，反会加速冲突的到来；在冲突爆发之后，利用民众恐怖主义式和“鸡蛋撞石头”的袭击不仅徒劳，而且更会引起侵略者大规模的报复。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使用“以民制夷”的政策，而且即使想充分使用“人民”，但人民也难以同一个不断拿起屠刀砍自己脖子的政府合作抵抗外侮了。屡经兵燹之祸的“广东三合会匪倡乱，总督叶名琛，以为‘治乱国，用重典’，不多杀，无以示儆，于是各府州县地方，曾经倡乱治者，许绅民擅捉擅杀。于是民间假公报私，杀气四起，计前后共怨斩十余万人”〔30〕。一些广东人已失去了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已逐渐失掉了原先那种为国慷慨赴死之精神。从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很多地方满地瓦砾，遍地白骨。义军、官军和团勇所到之处，“美恶皆收”，“瓮缶净洗”，“匪过如梳，兵过如篦”〔31〕。曾到过义军占领区考察的外国人也有类似的记述：“许多村庄都付之一炬”，“荒凉的废墟使人触目惊心”〔32〕。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了。经过了长久变乱的广东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涣散，一部分广东人还哪有什么超然于自己生命之外的国家概念。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法联军除了正规军外，还包括了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史载“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33〕。这些华人竟然“助敌攻击祖国”〔34〕。如果不是被欺侮过甚或者为生计所迫，很难想象这种汉奸式的行为。那些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及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以爱国士绅身份领导或参加过反英侵略斗争的人士，在起义的红巾军冲击下，从观念到行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仅不再把英国人作为应该全部消灭的“丑类”，而且派人去香港和澳门求取火船、巨舰，以“扫清妖氛”。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原来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外国在华殖民地香港和澳门。时人描写这种情景是“处处移家到海隅，洋楼翻作避兵符”〔35〕。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因广东移民而使香港人口猛增。据统计，1853年岛上华人总数有三万九千零一十九人，1854年为五万五千七百五十人，1855年为七万二千六百零七人。在1858年12月31日，香港的中国人口数量为七万四千零四十一人〔36〕。到1860年，香港人口已达九万四千九百一十七人，比1851年净增六万一千九百三十四人，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四六〔37〕。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香港移民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们多为富商、地主等殷实之家〔38〕。英国海军军官呤唎在1859年夏来华后就曾发表评论说：“香港深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为了逃脱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那些宁要英国的管辖而不忍受自己国家现状的人，多半是正派人，但自然也有卑鄙下流的一伙。”〔39〕“自从香港殖民地建立以来，本地人跟外国人有了往来，熟悉了所谓‘外夷’的优越的法律、政体等等，这使他们更不满意自己的国家制度。”〔40〕广东另外一个受外国统治的城市澳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人口也猛增。仅在1857年5月到6月，就有六十艘载运避难者的船只驶入澳门的港湾。这些内地居民的到来，使澳门的内地人口激增到了五万人左右。在广东出现的、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社会阶层具有的这种向外移民趋势，已经表明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出现的深深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外国入侵斗争从规模和激烈程度也远逊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反英斗争。1849年反入城斗争时期的乡村“社学”和城市“街约”团勇“旬日间”几乎达到十万〔41〕。但在1858年广州被占领之后，有官方背景的花县团练总局成立之后，虽大力招募壮勇，但总数“不满七八千”〔42〕。连咸丰帝都在感叹：“从前英夷欲入省城，因粤民公愤禁止”，“今省城失守，而粤民并不纠众援救”〔43〕。民心之向背，可见一斑。广东恐怕是最早感觉到清朝不足恃、“官”不如“夷”的省份了。那些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排外之情最烈的广州绅士们，在1859年竟然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44〕广州出现了一方面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又对英人效忠的迹象。从1858至1861年，百万之众的广州人民在五千英军的统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是服服帖帖地做了三年英国臣民，这是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间中国惟一如此长久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一个省会城市。近代的广东，不仅因花县洪秀全、南海康长素和香山孙逸仙而独领晚清农民起义、改良和革命三种优良风气之先，而且也因香港被割、广州被占而领“被殖民”的恶劣风气之先。在此种环境中，当英法联军几次进攻广州时，叶名琛已经无法筹集到大批军饷来组织鸦片战争初期那种大规模的“人民武装”了。而正规军八旗、绿营也无兵可调。“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45〕但叶名琛除了扶乩以图自慰和大摆“空城计”外，又有何法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
即使叶名琛就如时人所期望的那样，进行了抵抗，就可避免广州被攻破的命运吗？按照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英法联军可以攻破任何一座严密设防的中国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间军事实力的差距更远甚于1840年之际的中西差距〔46〕。这种差距正如时人所比喻的那样：“犹枵腹秀才遇典制题，殊非虚掉笔墨所能完卷。”〔47〕鸦片战争后的近二十年，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主体依然采用“前装滑膛”式的土制火炮以及鸟枪、抬枪、弓箭和刀矛。而在这二十年间，英法军队采用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又进一步升级换代：蒸汽铁舰逐步代替了木制帆舰，线膛炮更替了滑膛炮，新式的米涅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也装备到了军队〔48〕。中西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乍浦和福建的战事中得到说明。《南京条约》签订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耆英，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中西军事力量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浙江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臣以所见，证诸所闻，愤恨之余，不禁为阵亡殉节诸臣及被难居民痛哭也。”〔49〕鸦片战争初期，英军绕过广东和福建，并不是因为林则徐和邓廷桢在两地的严密设防，而是英军当时没有进攻两地的作战计划。英国的战略是明确的，即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然后驶向天津的白河口，递送巴麦尊致中国皇帝的照会。这一战略可由帕麦斯顿给义律的训令为证明〔50〕。从道德上讲，林则徐公正、无私、严明，这都毋庸置疑。但正如蒋廷黼分析的那样，如果林不被琦善代替，英军后来攻打虎门炮台、占领广州城北部高地，林则徐同样会束手无策；“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51〕。如果被重新启用的林则徐能继续得到道光信任，不被“革去四品衔，（与邓廷桢）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52〕的话，林则徐1841年6月到达定海之后并由他来主持收复浙江失地的抗英军事行动，奕经失败的命运会很快落到林则徐身上；如果林则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农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