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活，而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消费阶层。同时，消费的不公也是社会潜在的一个危机，拿中国刺激内需以求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和“虚假的”消费；如打着美容、保健、养生的招牌，让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保健药品等等。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催生了假冒伪劣的泛滥。由于购买力的不同，事实上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先富起来”的消费阶层，那些无论你怎么刺激都无力提高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始终是一无所有。所以有经济学家曾经发出过警告，一旦社会失序，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首先遭到冲击的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此，让所有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合理地分配利益（当然，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强化消费民主，是解决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结语：技术意志与现代性悖论
从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观念，到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结合，随之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形成了当代的“深绿色”理论与批评。这些理论都企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与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批判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将人的权利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强调科技的人文化。可以说，生态批评的兴起正在不断冲击着现代性观念，从理性、主体性到自由、民主、发展……现代性方案再次面临全面的修葺。我们不得不重新设置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
技术本应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力量，但它扮演了双重角色，造成恶果的一面只能由人类自己来负责。我们因此而否定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应该引发我们重新反思我们使用科技的行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受信念伦理的控制，将手段当作目的，这样，就变成了西美尔所批判的现代人把金钱当作目的一样。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但是，却沉醉在追求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样，技术也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最终无法栖居在这一纯粹手段上。陷身于手段迷宫的现代人，只不过是在手段上建筑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西美尔指出：“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24〕
技术控制的两难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摆脱技术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技术破坏了地球，另一方面我们又寄希望于新技术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每一种新的发明与技术诞生，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与发明来解决这种新发明带来的负面问题，技术正在处于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技术增长的宿命。这种本质被称为“座架”的技术，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25〕。技术就是人的命运，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无法操纵技术，当人类恐惧技术的时候，除了寻找新的技术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暂时对抗技术统治的。“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26〕。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注释：
〔1〕2001年，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罗马俱乐部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系统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出版了新著《巨变》（中文为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部影响颇大的著作中，拉兹洛以大量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全球生态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其观点迅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
〔2〕转引自（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3〕参见伍方斐：《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一期。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德）霍克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6〕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指称的机器、机械、工具、仪器等被他称之为“技术的东西”。但是，“技术”是“技术的东西”得以可能、得以被理解的本质。“技术”作为本质，先于“技术的东西”。“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参考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九期。
〔7〕（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8〕转引自（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9〕（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0〕（英）P。C。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21〕（巴西）何塞·卢岑贝格：《盈利取代支出——生态学与社会正义》，见《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49、97～98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2页。
〔13〕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9～114页。
〔1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黄平、李陀等：《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载《天涯》2000年第一期。
〔16〕（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7〕（美）列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许宝强、汪晖主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6页。
〔19〕（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117页。
〔20〕（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5页。
〔22〕（英）斯克莱尔：《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5月，总第三期。
〔23〕参见（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第一章，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见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25〕〔26〕（德）海德格尔：《“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7、1303页。
风雨百年“苏报案”
？ 傅国涌
晚清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苏报案”，曾在“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七次公开审理。起诉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政府，被控方是几个手无寸铁却怀抱热烈理想的文弱书生，双方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申报》等大报追踪报道，留下了真实可信的记录，使我们百年后还能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想见“风吹枷锁满城香”的风采。让慈禧太后无奈的是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章太炎、邹容，两个忘年之交，“志在流血”的书生，得以幸免重蹈沈荩的覆辙。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很大的。其正面的影响，就是革命派不过牺牲了一个报馆，毕竟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其侧面的影响，是清廷虽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为维护其既得之行政权的缘故，卒未使它达到野心的目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1〕
“苏报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在上世纪初天幕上放射过光芒的《苏报》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