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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人家大财主怎么会欠自己的债，等干部们解释清楚了，才知道八年的租子、利息都是多交了，是受剥削了，当然得要回来！地主没那么多粮食还账怎么办？不许拖欠，用土地偿还。土地的价格是政府定的，平推下来，差不多正好能把地主的土地分光。
运动一开始，有的地主跑了，有的地主顶不住就把地契交了出来。可孟大财主，这个全村最大的地主却是性格死倔，一个人留在家里硬扛，就是不肯把地契交出来。区里组织了几次控诉大会，把大家的火气引上来了，就把老财主吊起来打，逼他交出财产。
就在这当口，葛二蛋回来了。村里人听说他买了孟大财主几十亩地，都有些害怕这个厉害角色，于是今天就不敢再吊打老财主了。区长正是闻讯赶来给群众撑腰的。
“我明天还要组织斗争会，你作为民兵队长，必须在场表明态度。”
“区长，这太狠了吧。”葛二蛋有些不忍。
“不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其手段何等毒辣，农民大翻身，出出气还不应该？反奸清算斗争，要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就是整个地主阶级——这可是中央指示的。”
葛二蛋没话说了。区长走了以后，秀松和孟喜子都劝二蛋这回可不能胡来了，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和几个地主干上了，非分了他们的财产不可。你小子要是帮孟大财主，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那孟二财主比他哥还有钱，咋就活得那么滋润？”
孟二财主不同，他是买卖人。起先，政府也是号召雇工找老板算工钱的，可商人们一看生意要亏本，就都关门逃跑了。搞得镇上、县城里的商店、饭馆、作坊、集市全部关张，商业停顿，有钱都没地方用去。政府一看这样不行，就决定保护资本家，不斗争他们了。
葛二蛋想了一夜，想通了。
第二天，区长组织开斗争会，又把孟大财主给吊了起来。老财主望着台上的葛二蛋喊：“二蛋！我以往待你不薄……”
所有人都看着葛二蛋，他必须表态了。
“我葛二蛋也是穷苦人出身，现在翻身了，更不能忘了本。如今减租减息，穷人要向地主讨还公道。孟大财主，你赶快把地契交出来吧。”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鼓掌，掌声中，只有孟大财主还在嚎叫：“不交！祖宗的产业！就是不交……”
老财主不交地契，葛二蛋有办法，毕竟他当过他家的二地主，知道他的情况。他让民兵把孟大财主家的厨子和老妈子捆来，吓唬一通，那俩人看葛二蛋不跟老财主站一边了，也就没了主张，带着民兵去把一个大坛子挖了出来。
地契烧掉了。孟大财主哭喊了一夜“对不起祖宗”，上吊死了。
1947年，减租减息运动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广大农村兴起。这一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葛二蛋依然带领着民兵支前，带领民兵打游击，还组织民兵干农活。
国民党“复仇团”、“还乡团”，跟随着整编第五军一路烧杀过来，其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林泉庄有七十五户全家被杀；小朱洞村仅三十户人家，除了三户地主，二十七户被杀绝；滕县一天被活埋三百多人，蒙阴三天被杀一千二百人……秀松他们劝葛二蛋回家干活时小心点，要不然，干脆参军去算了，可葛二蛋舍不得老婆和土地，大大咧咧地还是那句话：“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月的一天，民兵队长葛二蛋被黑枪打死在自家麦子地里，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血已经干了。
解放后证实，葛二蛋是被孟二财主雇佣的枪手偷袭而牺牲的，当时，他正想给自家的麦子地上粪肥。
葛二蛋死后，孟喜子改嫁给一个商人，离开家乡，以后不知所终。
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走不动就丢东西，先是丢书、丢雨伞，后来就丢衣服和被褥，到最后连子弹也丢了。他们在前面丢，我们就在后面拣，也算是发了财。
离开南昌之后，我们一师在瑞金打了一场硬仗，团长被打死了。后来在会昌又打了一仗，部队就差不多被打散了。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向广东走，说是到海边坐船去打广州，还说有外国兵舰配合我们作战，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