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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十三师团的第一零四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 日，十三师团的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一六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以及第三师团的第三十四联队、第六十八联队、工兵第三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三十四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 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可是，当一伙日酋得意地在县城各处留下“墨宝”，大书特书“无血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乡间、在村寨的废墟断墙上，有一群水族山民挥刀刻下了自己的誓言——
抵抗者在此！
1944年12月4 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1944年5 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一千零五十万，征兵实额四十六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十三师团一零四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一零四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十三军和二十九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二十九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1944年12月6 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 日，国军第二十九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三十四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六联队。
第三十七章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 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六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像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六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 日，“江月波自卫队”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六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 日至8 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 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六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