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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