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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