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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