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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场前的凄凉，闹剧的荒唐色彩更浓了。如果“大礼议”群臣只是不明“义”之为何物，那么到了姜、熊二人，就无所谓“取义”二字，只是一味地与皇帝斗气了。和崇祯斗气是为了一个“名”，崇祯死后姜埰做的那些丑恶的愚忠表演更是为了一个“名”。
合 题
据《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刚取得天下的时候，曾经向近臣征询过对待违法大臣的礼数问题。太史令刘伯温说：“古时公卿大臣有罪，皇帝赐以盛水的铜盘，上面横一把剑，让大臣到密室中自裁，而不要对他们人身施加侮辱。这是为了维持大臣身份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说：“古时刑不上大夫，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廉耻。”（这话说白些就是，不要把他们打“皮”了。）明太祖深表赞同。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按律该打板子。朱元璋说：“六卿贵重，不宜因小错而受辱。”命其以俸赎罪。这时朱元璋似乎是尊重士大夫的。
但这个流氓出身的皇帝从本心上是既仇视又鄙视士大夫的。一旦皇帝的位子坐稳，流氓本性就不必约束了。刚直守正的让他仇视，阿谀无耻的让他鄙视，在他看来都有该杀的理由。再推而广之，贪赃枉法的该杀，为民请命的也该杀；蓄谋造反的该杀，首告其谋的也该杀；让你杀人你不杀，该杀，让你杀谁你就杀谁，也该杀——一次大狱上万人被杀之后，居然还有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更可见这些贱货无不该杀；就是知几而退，希图挂冠而去的，也照旧难以善终。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说：刘伯温于元末乱世，所作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可是及至建功封爵之后，其为诗却“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刚刚改朝三年多，刘伯温就告老回乡，隐于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与知县都不敢来往。就是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疑忌，弄到南京，中毒而死。小心谨慎的刘基尚且如此，其他功臣更难幸免，胡、蓝二大狱之后，几乎所有的功臣都列名于《逆臣录》中，受牵累而死于二狱者几近五万人。
明主不需要忠臣，而且他也不相信有忠臣；他只需要走狗，驾驭走狗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在不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为自己效命。这样，他就不能仅仅用死来威胁士大夫的性命，更要用辱来摧折士大夫的人格；他不能让士大夫壮烈地死于刑场，即使让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割，也会引起观众的同情，而他需要的舞台效果是吓破所有观众的胆，吓得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吓得他们胡说八道，吓得他们甘心做狗。罪至大逆不道的有凌迟，有族诛，罪不至此的就是活活的打死，这便是廷杖。廷杖是凌迟的一种变相，是专演给廷臣看的凌迟；它无论从受刑者的痛苦还是从观刑者的震惧来看，效果都不逊于凌迟。另外，与廷杖相配合的还有锦衣卫和镇抚司两个直属皇帝控制的诏狱，在那里可以对所有朝廷命官幽絷敲扑，其残酷刻毒，人不忍言。
士大夫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君子小人之别，贤与不肖之分。他们看了几场廷杖之后观感如何？一些论者以后来建文帝诸臣的视死如归，以更后来的群谏死谏，以最后来的舍身殉国为例，来证明士气的不可摧折，君德越暗越昏，臣节却是越忠越直，以致对明朝皇帝的“养士”之风赞叹不置。卑见却认为这种说法不仅片面而且皮相。明代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的无耻之行丝毫不逊于前代〔4〕，而明代士大夫的刚正节操的价值却是很值得推敲的。如果君德越暗臣节越忠，那么这所谓“臣节”不过是奴才的品质而已。如果以刚直为最重要的美德，而置是非利害于不顾，那与皇帝的刚愎也不过是半斤八两。如果一心顾念身后之名，把博得“百世瞻仰”为一生事业，那么他们的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又是多么卑琐。党同伐异，吹毛求疵；目光短浅，心胸狭小。攻一点而不计其余，尚空谈而专责事功。这些便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明代后期，言官以“风节”自励，专以自我标榜为能，有时竟达到不问是非的地步。万历时大学士许国（就是今天徽州城里许国牌坊的那一位）愤而言道：“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5〕这话并不夸张。
实际上，皇帝对士大夫人格与肉体的每一次大规模摧残，都只能使士大夫的整体素质下降；其中个别佼佼者的矫矫之行实不足以掩饰全体素质的退化，有时反而使一些优秀的品质发生蜕变。皇帝的廷杖及配套的专制设置是斧头，是刀锯，它是专拣直的来砍伐的〔6〕。朱元璋摧折臣下的结果是朝无谋士，野无将材，他死了之后，指望孙子建文帝能继成守业，但一年之后，“靖难”兵起，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志大才疏，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迂阔无用，他们除了把自己和家族一起“打包”替小皇上殉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方孝孺不死于疆场，不死于城守，哪怕是随着建文自焚，或者自己找根麻绳吊死，也算是对自己误国之策的引咎自处，但他却宁肯死于不肯替朱棣草诏。“千钟禄”也好，“千忠戮”也好，上自老母下至儿孙的八百二十口就都替方正学殉了“臣节”。似乎他们打包送上的冤魂越多，他们的名气就越大似的，这似乎成了明代正直士大夫心中的一个定律。但如果说屠杀的场面能展示一下士大夫的壮烈，那么那壮烈同时又使暴君的暴虐再次升级。“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顾炎武生当天崩地解之际，他是很清楚明末的“臣节”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想尽了办法，但那办法几乎都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父子为后代的子孙竖了一个摧折臣子的样板，方孝孺则为后代士大夫竖了一个“售直取名”的样板。皇帝的权威越来越严厉，士大夫的“气节”越来越“刚直”，但这两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封建帝国的治安的。终明之世，能称得上治世能臣的只有一个张居正，而他死后下场之惨又给了士大夫一个反面的教训。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少有的。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这时总算明白，大明的江山不能只凭借着皇帝的“英明”就能生存，还需要“能臣”的维持；但他却至死也不肯承认，这些亡国之臣就是他们列祖列宗的“养士”之风养出来的。
后人追究明亡的责任，皇帝昏暴，阉竖擅权，自是一端，但作为封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检讨一下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其虚矫，其狂躁，其轻脱，其空疏，其门户，又无一不牵动着明朝的国运、黎民的性命。
当然，贤士大夫，亦即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制服，但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并不在于姜埰一流的“以矫情苟难为道”的虚矫习气，而在于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面始终没有间断，如文坛上性灵说的提倡，对下层市民的发自性情的“忠义”（这忠义有时就表现为“造反”）的鼓吹，在野士大夫东林党人的讲学等等，但总的清算却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灭亡和异族的统治，对于被理学熏陶透了的士大夫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国亡了，君无了，再也没有朝廷的纷争，再也没有什么忠奸正邪之辨，士大夫阵营明确地分为两个阵营，或是去趋附侍奉异族的新主子，或是埋首蓬蒿去做草野遗民。在大局已定、兴复无望之后，艰难困危的恶劣情势，使得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跳出了昔日忠一姓之君、报一君之国的局限，开始从“天下民生”的大范围来思考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程度不同地对封建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明代士大夫自身的反省。
有意思的是，明亡之后，一大批视名节如性命的士大夫却偏偏忘记了名节！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贵族，为了“统一”中国，屠杀汉人的残酷是前所未有的，剃发易服以根绝汉族反抗意识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兵尘未定，当时的江左士林领袖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被迫”地做了满族人的新贵。后人对黄宗羲的“晚节”也颇有微辞，因为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为“后王”作法；顾炎武“行己有耻”，节操凛然，但他不能禁止自己的外甥去做异族统治者的大官；就是以《南山集》案而著名的戴名世，也当过清政权的翰林；而那个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是因为想挤进清政权的科举而犯的案，说难听些，他的倒霉就是为了想做满人的奴才。清初的遗民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一代不仕于新朝，对于第二代的出仕都不干涉，遑论“九族”“十族”！面对本族统治者的淫威确实是宁死不屈，可是为什么对异族政权却不肯以死自矢了呢？“父母之仇”不能“共天下”的圣训忘了么？国恨家仇这么快地就在士大夫中“消解”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皇帝统治艺术的高超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士大夫在“气节”问题上转向，是不是也有自身的原因呢？至于其中的孰是孰非，那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但这已经不是本题目所能包括的了。
注释：
〔1〕奇怪的是，明朝已亡，福王在南京成立了小朝廷。祁彪佳奏革诏狱、缉事、廷杖三弊政，仍不为采用，也算是死不改悔了（见查伊璜《鲁春秋·监国纪》）。
〔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嘉靖十五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
〔3〕《明史·礼志二》。
〔4〕有名的“洗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