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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示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算作《毛主席语录》第四版。至此，《毛主席语录》在内容上完全定型。
“文革”期间，各地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同开本的《毛主席语录》，但在内容上谁也没有权力增减，都是严格按照总政版印刷的。尽管各地红卫兵组织自行编印了大量《毛主席语录》，但都声明它是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的补充。特别是各地还选编了一些诸如《毛主席论党的建设》、《毛主席论历史科学》（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毛主席文艺语录》（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等语录体著作，不胜枚举。
1968年之前，《毛主席语录》都是单独成书、出版的。1968年下半年开始，有些红卫兵组织、出版社开始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五篇”等几种毛泽东的著作编成合订本出版，当时称为“三合一”本。后来加入《毛主席最新指示》，成为“四合一”本。再后来又把中共九大文献、林彪语录也加进来，印成了所谓的“五合一”本、“六合一”本。
1971年9月，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及其死党“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面目得到揭露和批判。这以后，尽管人们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很少有人高举《毛主席语录》了。尽管此时《毛主席语录》在书店里还敞开供应。
林彪之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上，删去了林彪题词和“前言”。
我收藏的《毛主席语录》的最后版本——可以称作《毛主席语录》的“关门本”，是1976年4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这本语录没有编辑出版单位，十六开本，封面白纸红字简装，注明“初编，供内部学习用”。“语录”以年为单位按时间顺序编排，“语录”之后还有“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发表的部分谈话、电文及会见外宾时的谈话”，全书计一百三十六页。“编后说明”曰：“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选编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部分语录，供内部学习用。选编工作中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这本《毛主席语录》之后，就再没有新版本问世了。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9月用总政版的纸型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并向各地方出版社供应总政版的纸型，《毛主席语录》迅速在国内流传。当时，文化部规定，出版《毛主席语录》，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
1967年2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发出通知说：“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年5月，《毛主席语录》十四种外文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不久另外七种外文本也陆续出版，后来又有多种外文版“语录”本出版。《毛主席语录》逐渐走向世界。
《毛主席语录》到底印了多少册、有多少版本，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新华书店总店史》统计说，从1964年5月到1979年2月，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总印数为四十七种文字共十亿九千一百万册。至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自行印刷的，那就无法计算了。
《毛主席语录》的典型格式是：红色、塑料套装，小开本。红颜色，是国旗的颜色，红色江山的颜色，更是“文革”流行色；塑料皮，可以保证反复学习而不损坏；小开本，方便随身携带、随处学习。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被挂在嘴上，贴在墙上，引用在文章中，印在图书上，发行在邮票上，刷在汽车火车飞机上，张贴在田间地头厂矿企业军营学校街道礼堂。前不久，我在北京潭柘寺、山西五台山参观，看到寺庙的墙上还残留着的数则“文革”期间书写的毛主席语录。
那时数亿中国人，每人至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人们学习它、背诵它，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许多人能够从头背到尾，连不懂事的孩子和不识字的乡村老人都要背诵。我在一朋友那里看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一本生产队“记分簿”，在一个社员的名字下写着“背《毛主席语录》漏两字，扣两分”。我依稀记得我童年当众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经过数年、数亿人的不断背诵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有人称之为“毛文体”）为人们所接受、所消化、所使用，成为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表现在官方文件、媒体中，也流行在民间语文上，在中国文化上打下深深烙印。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中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渐渐成为民间收藏品。
2003年5月16日，《中国时报》刊登《毛语录奇货可居》。文中说，1964年版本的毛语录，去年十二月由著名的苏士比古董拍卖行拍卖，居然卖了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五美元，创下“文革”文物售价的纪录。
我收藏了《毛主席语录》的诸多版本。最珍贵的版本是总政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纸面平装版本，每页十九到二十行，每行十八至十九字，计二百五十页。它崭新如初，页面没有一点损坏、没有一点笔痕，只是岁月的风尘使得纸页有些泛黄。
四十年后的今天，一本完好无损的初版《毛主席语录》很难寻找了。《毛主席语录》初版本本来印数就少，当时人们学习很认真，常在上面写写画画，加上大家没有“初版”意识，后来又有了印刷更精致的语录本，便随手将旧本丢弃了。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许多人又把语录本上的“前言”和林彪题词撕掉，以示对林贼的愤怒并与之划清界限。因此，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完整版本十分珍贵，如今在市场上难得一见。报国寺旧货市场一位专营“文革”文物的老人告诉我说，有一些人专门在国内收购《毛主席语录》初版本，带到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高价出售。
据说，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国外友人曾请毛主席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毛欣然应允。此说如果属实，那么，毛泽东签名的《毛主席语录》，则可称为“文革”版图书的至尊珍本，价值无量。可惜，缘分未到，我的眼睛只能寂寞地等待。
注释：
〔1〕引自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见《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第205页。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
？ 彭砺志
中国书法的艺术传统，两千年来一直在名家楷模系统内继承和发展。唐宋以降，随着刻帖之风的盛行，以二王为中心的帖学经典谱系成为历代书法家稳定的取法对象，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书法经典作品，总是和文化精英阶层联系在一起。
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对于碑学的萌芽和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当金石学成为学术显学的时候，唐前无名氏书刻的金石文字遗迹也进入了书法学习的视野，中国传统名家经典体系的根基发生动摇。从此以后，中国书法传统的经典就存在两大体系：一个是向名家经典学习的体系，一个是向名家谱系以外的文字遗迹取法的体系。但当康有为高举碑学的大纛，鼓吹“穷乡儿女造像”、“皆有异态”的时候，传统书法的经典地位再一次全面动摇。在二十世纪的百年间，殷商甲骨文字、秦汉魏晋简牍文书以及敦煌写本相继发现，考古的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在修正或改变着传统主流经典书法的主线。
如果说康氏碑学理论较之他的书法实践还有些名不副实，或者说，他的取法对象还在经典体系内徘徊的话，那么，近二十年来以“民间书法”、“敦煌书法”为话语特征的说辞和实践，对传统书法的经典所进行的解构和颠覆，却足以炫人眼目，好像传统书法经典体系已土崩瓦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穷乡儿女造像”一类无名氏潦草粗率的刻石墨迹文字遗迹，不但被人们广泛地称赏和膜拜，而且有的已被纳入了范本典范的体系。书法家和理论家不断地从古代平民书法中探寻以资取法的资源，汲取创新营养，并在创作中进行各种书法实验，这些都构成当代书法艺术的新景观。“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怀疑龙门石窟中造像题记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古代文字遗迹的经典性，它们已经成为中国书法的古代经典谱系中的一个部分。”“后碑学时代”这种范本体系的反方向错位和变化，好比是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围绕“经典”的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吹皱一池春水”。
居美华裔艺术文化史学者、波士顿大学教授白谦慎先生的新著《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就是对碑学以来经典观念变迁所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不过与当下的争鸣和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将艺术批评转换为一种具体的学术研究，将视觉图像的书法转换为艺术社会学的问题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