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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家庭的叛逆而产生的内疚。卡夫卡虽然说过，他在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主要是从思想不能沟通这个角度讲的，从伦常感情上说并非如此，至少他母亲是关心、爱护他的，三个妹妹中至少他与最小的妹妹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但由于跟父亲的关系不对劲儿，势必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关系，而这使他受到良心谴责，例如与第一个未婚妻认识不久，在一封信中他就谈到：
家庭的和睦从来是无懈可击的……家庭的和睦实际上是被我扰乱了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深感对我的父亲和所有人我都是有罪的。①由于与父亲的分歧无法取得一致，而又慑于父亲的强大，不能光明正大地与之较量，自己显得畏首畏尾，成不了气候、没有出息，于是自怨自艾起来：
（与父亲的）谅解实在无法达成，母亲便只好悄悄保护我，悄悄给我点什么，许诺点什么，于是我在您面前又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骗子、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他连他认为是自己权利之所在的地方去也要蹑手蹑脚。当然，我渐渐习惯了在这种蹑手蹑脚的路上也要找些对我来说无权可得的东西。而这样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②卡夫卡与父亲的分歧方面，表现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卡夫卡对劳动阶级是尊重的，对自己家里所雇的工人尤为同情，对他们经常受到自己父亲的粗暴凌辱深感内疚：
② 卡夫卡：1913 年 9 月致 F。韦尔奇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 12 月 29 日—30 日致菲莉斯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当我与其他人（指家里的工人——笔者）碰到一起时，我在他们面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意识之中，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必须弥补在商店里你把我牵连进去的、对他们犯下的罪过。①三是争取成婚中的负疚感。卡夫卡始终对结婚、成家怀着渴望，认为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②并为此先后同两位姑娘（菲莉斯·鲍威尔、尤利叶·沃里切克）订过三次婚，但出于事业的考虑（创作）或由于家庭的阻挠，三次解除了婚约。这无疑给对方带来痛苦和损失。对此卡夫卡自然是不安的。1914 年 10 月底，即他与鲍威尔第一次解除婚约后不久，曾致信鲍威尔：
我当时象今天一样地喜欢您，我看到了您的痛苦，我知道由于我的缘故使您平白受了两年的苦，这是有罪责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但我也发现，你不理解我的处境。③1920 年，他在致女友密伦娜的一封信中又对这件事情表示歉意：
三次婚约的共同特征是：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给两个姑娘造成了不幸。①卡夫卡的这种种负罪意识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早期的《判决》、《变形记》、《司炉》等小说的主人公都觉得自己有罪，因此而恐惧，并预感到判决的不可避免。晚期的《饥饿艺术家》、《一个小妇人》、《一条狗的研究》以及《地洞》等的主人公似乎更是陷入罪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而成了自虐狂，成了无穷生活磨难的牺牲品。
但负罪意识在卡夫卡那里又是一种思考过程，因而是探索真理的一条途径，它从对人的基本生存境况的揭示与描述，导致对自我的审察。这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尤其是前者中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描写。
《诉讼》这部小说须从两个层面去考察：形而上的层面和形而下的层面。在国家法庭上（即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主人公约瑟夫·K．是无罪的，但在真理法庭（即形布上的法庭，或自我法庭）上他却是有罪的。而他的罪正是在诉讼过程中他到处求人申诉时发现的：在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也曾被人求助过，而他没有给予同情；被捕后他受到两个狱卒的勒索，但他的告发又使这两个生物每天晚上遭痛打……这部小说是卡夫卡的自审意识的最集中、最强烈的反映：作为一部幻想性的作品，其艺术表现力是独到的，杰出的。
自审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它不同于基督教的“忏悔”。忏悔是以上帝为偶像、以《圣经》为依归，驯服个性，泯灭叛逆意识，把人统入到一个大模式之中。自审意识否认任何偶像的存在，拒绝一切流行的观念和观点，对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③ 卡夫卡：1914 年 10 月底、11 月初致菲莉斯的信。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37 页。
于人类和自身生存境况的一种独立的审察和思考。因此，它跟“孤独”是形影不离的。卡夫卡在写作处于冲动时也发现自己在“跟魔鬼拥抱”。①只是这里的“魔鬼”跟“鬼气”正相反。它是指一种非习俗眼光下的“超现实”，一时为世人所不解或不容的真实现象和非世俗观念。卡夫卡所窥见的自我更加“错纵复杂”，以致使他自己也感到“反感”和“迷乱”，他于 1913 年写给他的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自白说：
我在哪里呢？谁能检验我？我希望自己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只为了一个目的：能够切实深入我自身错纵复杂的结构中去，我说话没有一次是我的想法，甚至不完全是我说话时的想法。假如我向我的内部看去，看见那么多模糊不清的东西纵横交错，弄得我甚至无法准确说明我对自己反感的原因并完全接受这种反感。
最亲爱的，你看到这种迷乱现象有何感想？②然而，卡夫卡的自审未能导致积极的结论。正如他对世界所有问题的探素与揭示一概不予回答那样，他对自我的剖析也采取这种纯客观的态度。因此，卡夫卡成了生活斗争的失败者。
① 卡夫卡：1922 年 7 月 5 日致 M。勃罗德信。
② 卡夫卡：1913 年 2 月 18—19 日致菲莉斯·鲍威尔信。
“不接受世界”的陌生者“异化”这个哲学概念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广受重视，也引起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兴趣，素以“哲理性强”闻名的德语文学，有人甚至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德语小说的主题无不与“异化”有关——“人不接受世界，或世界不接受他。”①这个论断显然有些夸张。但是卡夫卡确实是写“异化”的名手。
关于“异化”的概念，近年来我国报刊上已议论得不少，这里无须赘述。
总起来说，它是一种异己的、制约着人类生存的、陌生而神秘的超验力量。
在卡夫卡的言论和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异化”这个词（偶而使用过这个词的动词，但那不作“异化”解）。但这不影响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卡夫卡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和描述，以及它们折射在作品中的幻象的真实性。
卡夫卡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体验是陌生，他仿佛是从星外抛入地球的一个生灵，对一切都怀着惊讶的神情。一度和他热恋过的捷克女作家密伦娜曾经回忆说：“他对生活的看法跟别人是迥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也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它们在他眼里是些最令人惊异的谜。……他没有藏身之所，他的头顶上没有屋檐。因此，在我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他仿佛是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中。”②因此，他对周围的事物，甚至身边的东西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① 无怪乎，《城堡》中的一个人物惊呼：“对我们来说，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其实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陌生和奇怪。它们不过是些日常的、司空见惯的东西，只是作者自己用了“陌生化”的眼睛——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只眼睛”——来观察罢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存竞争主要在同类间展开了，而且愈演愈裂，所谓“弱肉强食”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概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则是对它的规律的形象写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垄断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垄断资本家那种大规模的掠夺和兼并行为，他们的贪婪欲与残酷性对于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他们中的弱者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卡夫卡感觉到的所谓“不可捉摸的势力”相当程度上可能就是这种现象的幻化；他的“恐惧感”恐怕主要也是在这种阶级倾轧与社会动荡中的弱者心理反应。《地洞》末尾主人公听到了地下附近有一头巨大的动物正咄咄逼人地向它这边进逼而惊恐万状（也有人解释为这是死亡的威胁），这不是喻示着地上世界的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吗？当然，这里的“强者”应该理解为由于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而掌握了权力或财力的某些集团和个人，他们形成一种恐怖的威权，构成对普通人的威胁。
但，难道普通人之间就不陌生了吗？不是。阶级社会的发展，私有制观念不断加强，金钱拜物教深深地渗入了人们意识，从而离间了人们之间的基本感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简单的金钱关系或利害交易的关系。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功劳”，它的金钱原则甚至把弥漫在伦常之间的最后一点① 凯塞：《当代小说》。
② 见马克斯·勒罗德：《论卡夫卡》，法兰克福/迈因，1954 年，68 页。
① 卡夫卡：1912 年 12 月 3 日致菲莉斯信。
温暖气氛都驱散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①卡夫卡当然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理论概括能力，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发现的实情与马克思的论断是一致的，并通过形象的语言作了生动的描绘和表达。这方面最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