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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卡夫卡对婚姻满怀憧憬的时候，他也没有被未来的小家庭幸福完全陶醉过。仿佛在他的爱情奏鸣曲中不时闯进“命运”的不谐和音响。那是创作与职业的争斗！这场他无力战胜的争斗，时时发出呼唤，要他放弃情爱的享受与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用八小时以外的全副精力来供给创作，否则写作的“幸福”就有被窒息的危险。例如，1913 年 6 月卡夫卡第一次向菲莉斯求婚。而一个月后，即 1913 年 7 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如下的生活守则：
第六，特别是在以前，我在妹妹们面前与我在其他人面前往往显得判若两人。只有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无畏，身心袒露、有力量、令人惊讶。如果我有妻子，通过她的中介在一切人面前都能如此，那该多好啊！但是这样岂不是牺牲了我的写作了吗？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第七，除非也许有朝一日我能真的放弃我的岗位，不然结婚将是永远不可能的。象卡夫卡这样的思想丰富而又感情充沛的人，追求对异性的爱无疑出于他的本性。而从这种爱中他显然也得到了温暖和幸福。然而这爱显然抵偿不了由于影响创作而产生的痛苦。于是爱情被推到了第二位。
我当时不能结婚，我身上的一切都对此起来反叛，我一直来多么热烈地爱着菲（指菲莉斯——笔者）。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尝不想结婚；但单身生活已在我现在生活的内部把它毁灭了。我已经一年之久没有写任何东西了，往下我也写不了什么。我的头脑里只有这一个我加以保留的、折磨着我的想法，此外没有别的想法。①爱情、婚姻与文学创作在卡夫卡身上所发生的这种矛盾，难道仅仅是他与菲莉斯这个具体的女子引起的吗？不是的。这个矛盾对卡夫卡已经普遍化① 卡夫卡：1913 年 7 月 21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4 年 3 月日日记。
了，也就是跟任何女子的结合对于他的创作都是致命的“陷阱”。他说：
女人是陷阱，埋伏在四周等男子入彀，从而把他们拖进纯粹的有限之中。这里似乎让人听到歌德《浮士德》中的音响。浮士德看见民间少女格泪卿，喜欢异常，遂与之睡了一夜，第二天就不得不离开她了。为什么呢？歌德认为，家庭的婚姻生活与个人事业上的追求是相矛盾的。但一个人如果与异性毫无肉体接触，则他的精神发展就不会健全。所以他安排了他的主人公体验这么一夜的儿女情（不料这一损人利己的举动却给格泪卿全家带来悲惨的后果）。卡夫卡这里所写的并在行动中加以切实贯彻的与歌德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
晚年，卡夫卡把他对婚姻问题的看法进一步理论化，表述了他更高的立足点。下面是他跟青年朋友雅诺施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藏匿到自己的所谓私生活里去，是因为他缺乏把握世界的力量。他逃离奇迹般的世界，投入自己有限的自我之中，这是退却。
“有限”的家庭生活对事业追求的束缚与妨碍，认识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是并不困难的。但要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即断然放弃一头，成全另一头，尤其是摆脱“有限”而成全事业，这是为一般人所难能做到的。然而，卡夫卡做到了这一点。不消说，他经历了多少个年月的（至少有八年吧）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感情冲突，才让事业——文学创作取得了胜利。他自己甚至用这样怵目惊心的词句来描写他的痛苦：
我自己被撕裂了…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正在撕裂我的身体正是因为他的感情受到了长期的折磨，他对异性的欲望受到了残酷的压抑，所以，1920 年，当他成婚的念头最后破灭，他天性中那深藏着的对异性的热烈的感情，不顾一切地冲开了理智的闸门，向一个有夫之妇——密伦娜倾泻。
这看起来似乎反常，其实，不过是他身上长期被压抑的恋情的“反叛”和宣泄罢了。
② 见奥登：《卡夫卡的天堂》，译文载《外国文艺》1980 年第 2 期，第 309 页。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短寿其因卡夫卡小时候是个“英俊少年”，他和他三个妹妹与他父母一样都有一个结实而强壮的身体。但卡夫卡从小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常常看得很晚，以致影响睡眠和功课，当家长们不得不进行干涉时，却使这敏感的孩子感到不胜悲伤。后来潜心于创作，睡眠时间少了，头痛、失眠纠缠着他，有时不得不因此中断创作。而中断创作对他又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有一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叹息道：“完全的停顿，无穷的折磨。”①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他内心里还得充当一个全副武装的“斗士”，既要对付那个他想摆脱而始终摆脱不了的职务给他造成的焦躁，又要忍受他不愿摆脱而不得不摆脱的婚事对他的“撕裂”。于是，精力在创作和职务上的过度消耗，精神在几重矛盾的折磨中过度损伤：卡夫卡那天生健康的身体垮下去了！1917年 8 月 9 日，在他几个月内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名作之后，他终于被当时那至命性的肺结核的病魔缠住：他咳血了！然而，这个中了缪斯的神矢再也不能自拔的男子，却依然不听生命的“黄牌警告”，在同年的 10 月 21 日至 23日他竟一连写出了三个短篇小说。患病后，他仍未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只是断断续续告假疗养。这期间，他的创作旺盛力并没有随着生命的危机和生命力的衰退而减弱，数量和质量都不减当年。这几年内，他不但继续写完长篇小说《诉讼》（1918），写出了另一部长部《城堡》（1922），而且继续写出了大量的短篇作品，如《普罗米修斯》（1918）、《一只狗的研究》（1922）、《饥饿艺术家》（1922）和那封有名的长信《致父亲》（1919），以及大量的具有文学价值的《致密伦娜书简》（1920——1921）等。与他的创作成反比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 1922 年不得不办理退休手续。此后，直到 1924年 6 月去世，卡夫卡除了写出《地洞》和另两个短篇外，就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东西了！他的生命终于放完了强光。这时候——1923 年 12 月，卡夫卡才让一位名叫多拉·迪曼特的女性接近自己，以同居方式，让她陪伴自己离开人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他自觉地用一个男子的健康和一切“生之欢乐”换来的。这一点他自己的日记写得很明白：
我没有学到半点有用的东西，与此有关，我却让自己的身体给毁了。
此事的背后可能掩盖着一种打算。我不想让一个有用而健康的人的生之欢乐来左右我的方向。似乎疾病与绝望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什么！①① 卡夫卡：1915 年 2 月 7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21 年 10 月 17 日日记。
毁稿奇念卡夫卡把世界看作一种悖理的存在，其实卡夫卡存在的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悖理现象：他一生那么平淡，却又那么富于传奇色彩。如果说他的三次婚约之谜已经是这种色彩的“显影”，那么他晚年的毁稿之念则更把这色彩加以强调和夸张了！
卡夫卡的这个令人震惊的奇念是他的终身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于卡夫卡死后，在死者遗物里发现的，那是两张写给勃罗德的带遗嘱性的字条，其中一张的全文是这样的：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凡是我遗物里所有稿件（就是说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同样，凡是在你和别人手头的我写的东西和草稿，亦当以我的名义请求他们焚毁。至于人家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们应有义务自己把它们焚毁。弗兰茨·卡夫卡另一张便笺写得比这一张长两倍，从那“发黄”
的纸头看，也比这张写得早，内容上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他对已发表过的几篇小说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和留恋：
在我写的全部作品中，值得提一提的只有这几本书（都是短篇小说，作者生前它们曾分别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笔者）：《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我说这五本书和短篇故事还值得提一提，那意思并不是说，我想要将它们再印而留给后世，相反，如果它们全部消失，倒是我之所愿。……最后，卡夫卡反复强调：“这一切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并请求勃罗德“尽快执行。”
卡夫卡的这一决定显然不是一时冲动。勃罗德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件往事：他曾对卡夫卡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将来要立遗嘱，他的某篇某篇作品要烧掉。这时卡夫卡说：“我的遗嘱很简单——请求你将我的一切（作品）焚毁。”可见这是他晚年长期的考虑。
按一般的逻辑去想象很难理：为什么毕生都把文学创作当作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巨大幸福”，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感到如此“自我陶醉”或“其乐无比”②，而且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卡夫，晚年却要对他为之献身的一切来个彻底的否定？并要付之一炬而后已？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作家的行为如此令世界震惊和困惑了。
探索导致卡夫卡作出这一决定的内心秘密与探索卡夫卡为什么没有把三部长篇小说写完的思想原因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创作对于卡夫卡，首先是一种自我理解和表达的手段，是研究生活矛盾的手段，马克思·勃罗德也提出：“他没有认为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①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