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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它的方法也开始被采用。Morris、Peng等采用文化启动研究（Cultural Priming Study）的范式来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归因上的不同，他们借鉴了Heider的策略（他通过向被试呈现一些与社会和文化现象无关的动物图片来让不同文化中的人反应），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发现中国人对个体行为的归因以外在归因为主，而美国人则以内在归因为主。 Hong、Morris等人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进一步指出启动试验在揭示内隐的文化差异方面将是其它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图8…3：Morris等人在研究中所用的启动刺激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
1。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1）研究中国文化的意义
尽管文化心理学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到目前为至，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为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影响的第二个层次上。对文化如何从深层，即内在假设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探讨仅仅开始。近十年来，许许多多的文化学者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中国，他们不仅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理解东西方差异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些研究者还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社会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几千年来它一直塑造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正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才使得中国人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以及其他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21世纪，分析文化及其对人的影响不仅对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有促进作用，而且能在对比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之所以重要，还与外来文化的入侵有关。当今世界，西方工业国家的文化与价值体系，以排山倒海之势，渗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仅仅用个人主义来描述西方的价值体系，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传统体系的差异，这种宏观意义上的差异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也不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影响。
（2）文化影响的相互性
文化心理学也关注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制约。 Wallerstein（1974 ）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就强调了这样的影响。Wallerstein认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方面形成了一套权力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大多数欧美国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则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种权力地位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化与学术的差异，表现为在文化与学术上权力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受此观点影响，目前的许多跨文化研究往往依据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概念与框架，这些东西对理解他们自己有用，对理解其它国家的人未必可行。而这种思路建立起来的文化心理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买办式的西化心理学。
（3）本土心理学的价值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最起码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是如此。近二十年以来，众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开始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Guerrero 1977；杨中芳1993；杨国枢1993），主张对人的研究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文化。如杨国枢等人以中国文化的特征为基础，反对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照搬西方概念的做法。主张心理学研究要有一定的“本土契合性”（杨国枢 1997），即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成果要与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条件相符合。也就是说，探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现实等出发，而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的观念去阐解中国人。
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与“近代化”理论
（1）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漫长的变迁与沉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世世代代的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包括：
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人为贵”的人本主义传统（燕国材1993），潘菽也曾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很独特的一种思想就是人贵论”，伦理道德是这种人本思想的核心。
以家庭为主体的家族主义盛行：在中国，家庭可以被看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要远远超出西方人。传统的中国文化正是利用人们的尊祖情绪，使得家族主义在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家族主义中，以孝为主的道德观念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封闭性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经济基础上，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文化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系有所松动，但它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地方主义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政治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人们认识到有权就有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要做官。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与狂热追求使得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有了滋生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儒家思想的要求之中，所以在许多人的眼中，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2）近代化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提出的“近代化理论”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Myers、Fairbank、Levenson、Wright、Solomon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1957）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
近代化理论还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费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Hagen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
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费正清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
近代化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到了八十年代，这种观点开始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缺乏实证的支持。另外，它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西化”的观点，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况且，文化总是在发生着变化，用它解释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尚属勉强，就更不用说现在了。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课题。人们从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一方面人们从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者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定
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义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体自己为最终目的、认识到自我和自己的决断以及不能容忍社会压力之下的从众的信念。Lukes（197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主题，认为它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