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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晌，楼上那一幕又在他的眼前展开，非常清晰，连声音也仿佛听的清清楚楚。他忍受不了，他的心再也平静不下去。他站了起来，眼光愤愤地望着客厅门外的楼梯，想了想，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他迈着脚步，不满地向书房走去，拉出书桌的抽屉，取了三张白纸。他伏在桌上，抽出派克自来水笔，准备重新写坦白书。
他想到杨部长那些话，决心把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向政府坦白，这样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他从上海解放初期的事一件件想起，理出个头绪来。先从套汇写起。他的笔尖一接触到纸面上，便停下来了，问自己：为啥要彻底坦白呢？这些事不坦白，政府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凭你杨部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知道。为啥要坦白？那不是自己上钩吗？不能。正是因为这是严重关头，只要咬咬牙齿，也许就滑过去了。杨部长那样说法，可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真有本领的话，为啥不拿点颜色出来看看呢？
他越想，越觉得不坦白完全有道理。他无聊地用笔在纸上乱画乱写。他画了一个女人的头，又画了一个男人的头，最初以为不像，再一看，又觉得很像。他感到身后有人在窥视，突然回过头去，书房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他怕被人看见这张画了乱七八糟的纸，赶快把它揉做一团；但又怕给人拾去，立刻把它扯得粉碎，再揉成一团，放在人民装的口袋里，仿佛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回事了。
他站了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几步，停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草地，望着红色围墙外边的一幢幢花园洋房。每家洋房都打开了窗户，好像都有人在窗口望着徐公馆，望着徐公馆里林宛芝的卧室。他不能再在书房里停留，这样下去，不是等于告诉人家徐义德心甘情愿戴绿帽子吗？徐义德不是这种人。他要冲上楼去，把冯永祥这家伙撵走。他走到书房门口又退了回来，心想这桩丑事本来没人知道，那么一闹，反而会传开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也无论如何不能得罪冯永祥。更不能叫人晓得徐义德知道这件事。他自言自语地说：
“徐义德根本不知道，对！”
应该马上离开这地方。到啥地方去？公司？今天讲好不去的。厂里？刚才和杨部长告别，回来写坦白书，怎么忽然又回去呢？不能。他回头看见挂在墙上那幅《绔扇仕女图》，忽然得了启示，报复地说：
“对，找我的菊霞去！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他得意洋洋地走到门口。老王见他要出去的神情，诧异地问：
“总经理要出去吗？”
“唔，”徐义德态度自若，说，“有点要紧的事体。”
老王给他送上帽子。
“准备车子。”徐义德接过帽子说。
“是。”老王飞奔去叫司机。
过了一会，徐义德坐上那辆一九四八年式的林肯牌汽车走了。老王见徐义德走了，他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看门的老刘问他笑啥。他捂着嘴说：
“没啥，没啥！”
老刘附着老王的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问道：
“是不是？”
两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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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晚上七点钟。沪江纱厂铜匠间里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群当中是一张长方桌——用三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块白布。长方桌上端坐着杨健，他正对面坐的是徐义德。徐义德一走进铜匠间，看见那许多人就料到今天的情况不妙，坐下来以后，他有意把头低下，暗中却又不时觑来觑去，但看不太清楚，又不敢完全抬起头来看。他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眼光经常望着那只细白的肥胖的手。
铜匠间里像是处在暴风雨的前夕，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这平静里仿佛孕育着巨大的声音，随时可以爆裂开来。
在肃静中，徐义德听到杨健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过去你只坦白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态度极不老实。本来，我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材料处理，为了挽救你，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到仁至义尽，希望你彻底坦白。今天会上，要你表示态度，别再耍花招。你坦白，或者不坦白，我们好处理。以前写的讲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交代的好，算你坦白；交代的不好，工人同志不允许的。人民政府的法令也不允许。你现在考虑考虑，想好了再讲。”
从课堂回去的第二天下午，徐义德又交了一份坦白书，比过去增加了一些琐碎的项目，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坦白。杨健料到徐义德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还存着蒙混过关的幻想。他便把最近沪江纱厂的情况写了个报告给区委，建议召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大会。区委批准了他的意见。今天就召开了会，厂里有关的职工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出席了。他向徐义德讲清了道理。徐义德听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向杨健感激地点了点头，顺便向左右两边望了望，梅佐贤和韩云程坐在他的左边，他右边是郭鹏和勇复基，再过去有不少工人，他只认识余静、赵得宝、严志发、钟理文、汤阿英和陶阿毛这些人，许多车间的工人面孔很熟，名字可叫不上来。他看到陶阿毛，马上把眼光转过去，生怕被人发现，但又情不自禁地睨视了他一眼。他心想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这些人，在紧要关头就不起作用。这样大规模的会，事先为啥没告诉他？幸亏陶阿毛没有把他忘记，通过梅佐贤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要开这个大会，使他精神上有了一些准备。陶阿毛怕他坦白交代，特地编造群众工作组的一些假情况告诉他，鼓励只要今天这个会能够顶过去，问题就差不多了。他在会场上看到梅佐贤、郭鹏、勇复基和陶阿毛这些人，使他稍为放心：除了韩云程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去以外，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动摇，那么，自己的态度硬到底也就有了把握。他听完杨健讲话，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拘谨地站了起来，按照他事先想好的三部曲表演：首先摘下那顶深蓝色麦而登人民装的帽子，然后低下了头，最后两手垂直，毕恭毕敬地发言，声调低沉而迟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杨部长，我绝对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你到厂里来以后，再三再四开导我，我再不坦白，实在没有良心，也对不起党对我的教导。我晓得的，我都交代了；我不晓得的，我不好瞎说……”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一个老年女工站了起来，大声质问道：
“啥人要你瞎说？你犯的五毒，你自己不晓得？你不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工人不答应！”
这是细纱间的秦妈妈，说到最后，她把胸脯一拍，来加重她的语气。
徐义德不慌不忙地说：
“我晓得了，一定交代。”
“那我问你，那一阵子车间里的生活为啥难做？”
徐义德看秦妈妈气势汹汹的那副腔调，以为她掌握了重要材料，一听她问的不过是一般的生活难做问题，他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慢慢说道：
“生活难做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很不简单，这里面有机器问题，工人的工作法问题，清洁卫生工作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问题……”
“你提的这些问题，想把责任往工人身上推；我问你：这里面有没有原棉问题？”秦妈妈气愤填膺，盯着徐义德。
“当然，不能说原棉不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你既然承认原棉是其中一个问题，生活难做的主要问题是啥？”
徐义德见秦妈妈立刻抓住原棉问题，而且要他说出主要问题，他感到势头不对，不能掉以轻心，要小心对付，讲究措词：
“这就要仔细研究了。”
“你还要仔细研究，要研究到哪一年才弄的清爽？”秦妈妈冷笑了一声，说，“重点试纺的辰光生活为啥不难做？”
“正在研究，还没有得出结论。”
韩云程见徐义德学他过去的语调，还想实行拖延战术，碰着秦妈妈这个富有经验的对手，不大容易蒙混过去，何况参加会议的那许多人还没有发言哩。他亲身体会拖延不是一个办法。听到徐义德话里一再重复“研究”这两个字，他内心便有些羞愧，这原来是他的挡箭牌啊，现在被徐义德利用上了。
“生活难做的辰光，钢丝车上的棉网满布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很多，条干不匀，造成细纱间的断头率不断提高，有六百多根；重点试纺和试纺点扩大的辰光，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作法，同样的清洁卫生工作，可是钢丝车上的棉网很少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也少，条干均匀，细纱间的断头率突然降低，只有二百五十根，而且是一级纱，这不是原棉问题是啥问题？”
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问得徐义德目瞪口呆，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也不愿意回答。但是原棉问题摊开在他面前了，既不能避开，也无法说是和原棉无关，他眉头一动，小心地说道：
“花司的花衣供应不稳定，有时花衣好一些，有时花衣差一些。”
“我们生活难做的辰光，花司供应坏花衣；我们重点试纺，花司就供应好花衣？”杨健识破徐义德把责任往花纱布公司身上推，这只狡猾的狐狸又想逃走了。他便抓住，问徐义德，“是不是？”
董素娟听杨健幽默的语调，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她旁边的汤阿英连忙碰了一下她的胳臂。董素娟会意地马上用手捂住嘴，望着徐义德尴尬的表情，看他怎么回答。
“也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的声调低了。他预感到情况发展有些不妙：不单是秦妈妈一个人向他进攻，杨部长开口了。
余静接着说：
“我们过去不止一次上你的当，你别再想欺骗我们了。我们现在懂得你那一套拿手好戏，啥事体都往别人身上推，同你徐义德没啥关系。你想想，哪桩事体不是你出的坏主意？坏花衣是花司配的，不是你徐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