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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 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 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 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 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 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 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 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 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 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 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 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 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 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 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 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 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 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 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 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 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 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 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 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 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 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 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 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 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 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 “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 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 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 “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 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 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 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 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 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 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 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 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 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 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 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 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 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 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 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 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 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 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 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 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 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 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 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 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 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 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 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 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 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 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 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 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 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 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 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 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 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 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 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 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 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 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 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