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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 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 “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 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 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 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 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 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 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 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 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 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 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 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 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 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 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 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 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适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 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 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 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 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 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 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 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 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 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 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 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 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适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 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 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 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 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 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 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 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 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 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 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 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 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 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 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 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 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 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 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 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 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 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 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 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 ——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 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 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 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 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 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 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 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 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 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 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 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 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 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