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地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地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1＇＇4＇＇5＇＇6＇＇7＇＇8＇＇10＇＇11＇＇12＇＇15＇＇17＇＇2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0、786—789、971、790—795、796、971、800、800—801、803—807、809—810、830、805—806页。
＇2＇＇3＇＇18＇＇19＇＇24＇《梁漱溟全集》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76、422—428、424、77页。
＇9＇＇13＇＇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07、109、110页。
＇14＇《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54—56页。
＇16＇《柳亚子文集 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0页。
＇20＇《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页。
＇21＇于东：《梁漱溟异议“追穷寇”》，1989年3月21日《团结报》。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