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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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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奔淇剂恕怠罚罢飧淮幽谌莩龇ⅲ杂谀谌菟姹慵由贤崆慕馐汀薄N幕勘嗌蟠φ倏致刍幔凇豆饷魅毡ā贩⒈砹艘黄迮馈镀馈窗不昵怠贰E阑鹆χ屯耆龊鹾绲囊饬希岸一构室獾乩秸挝侍夂腿耸挛侍馍先ァ薄#�23'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这一年胡风47岁。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27' 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29'这个“乔木”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30'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31'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32'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实上,5月18日,诗人艾青就曾当面说胡风“情绪‘消极’”。'33'不过,胡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处境(虽然他自认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意识到罗网已为他张开,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在7月18日即文代会闭幕一天写给老同学朱企霞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他是从显赫的胡乔木那里得知自己不过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记中有三次提及胡乔木。6月9日,“得胡乔木信,官架子十二万分”。'35'11月27日,他本来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没时间,安排胡乔木和他谈,胡主要谈了两点。
  1。我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
  2。要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36'对此,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更详细的回忆。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认了。'37'这次谈话在胡风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随党的事业,这一点也得到了党的认可,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自己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提到‘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应该入党?是不是因为不在党内,文艺领导才不信任他?'38'三天后(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经是他学生的陈绪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劝过他,叫他“要求入党”。)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扬,众所周知,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是胡风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早在左翼文学激荡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联”共事,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那时周扬就把胡风看成是“政治敌人”。1949年,当天下大势定于一之后,周扬以“文艺上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是“革命文学班头”,而胡风只是被邀请的客人、一个“同路人”,地位悬殊,身份已明。胡风一到东北解放区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周扬的事,知道了周扬在延安文艺界的权势。
  在全新形势下和周扬重逢
  2月5日,他和草明闲谈,“对今天周扬文章所提的写真人真事的说法,觉得不妥”。'39'2月8日,他碰到左联时的老友,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知道一些朋友的消息。“周扬在鲁艺整风,骂人打人”;“田间曾被整得很苦”;“毛主席为纠偏,曾到党校赔不是”;“没有作品,不能受人尊重”。'40'3月5日,陈宗绪告诉胡风别人对他的看法:“有原则性,但不易接受别人意见。”“不到延安,是因为周扬的关系。”'41'陈宗绪是他在北碚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去了延安,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3月6日,李则蓝告诉胡风,周扬主张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出版,认为里面两个人物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说这部作品好,周的看法是错的,而且由江青、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保证。李劝胡风“在宣传部做点小工作,学习一个时期”,“不应向真诚的青年随便谈人事上的意见”。'42'可是,胡风不仅无意向周扬俯首投降,而且还要平起平坐,发牢骚,有怨气,其命运就不可避免了。梅志说周扬和胡风关系恶化是在1949年后,“1949年之后见一面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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