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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谋就帝业一 秣马厉兵 养精蓄锐缓称王
朱元璋据有应天后，他的疆域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划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四面形势是：正东是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城已据平江（今江苏吴县）， 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有青衣军张明监据扬州（今江苏江都）； 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今安徽歙县）， 另一军屯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寿辉所据。东南外围则有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 （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 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可以说朱元璋处于各种军事矛盾的漩涡中心——强敌环伺，敌友难分；天下大乱，形势不明；弹丸之地，举步维艰；军力单弱，进退无据。要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谋就帝业，决非易事！
然而，事物的存在总有其两重性，此处此时并非一团漆黑，否则那些个为朱元璋谋就帝业者也太迂腐无能了。地方小，目标小，便于修养，不易招致打击；强敌环伺，然而他们各自为战，号令不一，利益无共，元军与红军、红军与红军、元军与元军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只要小心行动、谨慎决策、巧为周旋，充分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远交近伐，使其互相牵制，不愁不为我用。只要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生养息，一侍时机成熟，即可四面出击，一举扫灭群雄，定鼎天下，霸业可成矣！
老天爷又一次关照朱元璋。这时元朝大军正全力与小明王周旋，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新崛起的集团；各红军割据政权也正在竭力对付元军的进攻，还没有觉察到这个潜在的最大威胁。朱元璋得以不声不响地坐收鱼翁之利。从至正十五年到至正二十年，红军长驱深入，来回绕弯子死死拖住元军主力，使其疲于奔命，为朱元璋赢得了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
至正十六年秋天，红军经过休整，从去年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补充了兵力，实施了新的战略决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向元兵大举进攻：一路破武关，陷商州，逼进关中；一路攻取了山东北部。第二年，刘福通又兵分三路：一路趋晋冀；一路攻关中；一路由山东北犯。第一路军又分两路：一路出绛州，一路出沁州，过太行山，破辽潞，陷冀宁，攻保定，下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部落，攻下上都，转掠辽阳，直到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兜了一大圈。第二路军陷凤翔，兴元，南进四川；别部又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
第三路军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蓟州，犯郭州，略柳林，逼大都。福通自统大军占领山东西南角和河南北部。至正十八年五月，红军攻下汴梁，建作都城，接小明王来此定都。红军所到之处，攻无不胜，战无不克。
朱元璋之所以在这几年中没有招致元军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应天所处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东边是张士诚，北边是小明王，西边是徐寿辉。南边是长江天堑，元兵不敢轻举妄动；东西北三面有三个政权替他抵挡元军，朱元璋坐享太平，安然无恙。朱元璋充分利用这几年的和平环境，内修外治，逐渐发展壮大。具体来说：
一是武力进击，先打孤力的弱小的元军据点，逐步扫清外围敌人，开疆辟土，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确保应天的军事地位不受威胁。
当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下应天时，张士诚风头正劲。这时东边的元军守将定定镇守镇江，孤立无援，若被士诚得手，将直接威胁应天；南边的宁国，也处于同样境地，若被徐寿辉据有，不止在朱元璋的背上插上一把尖刀。先下手为强，朱元璋派徐达抢先攻占镇江，分兵占领金陵丹阳等县，向东远远地伸出一个触角。六月，猛将邓愈攻克广德路，堵住了后门。第二年春二月，耿炳文攻克长兴，徐达接着攻陷常州。四月，元璋自领大军攻占宁国，元将别不华请降。接着，朱元璋相继占领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等地。时在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几乎把应天周围的军略据点全数攻占，取得了向外扩张的前哨基地。这样，以应天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也就彻底形成：东线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划成一条直线，堵死了张士城西犯的门路；北面暂时是小明王的红巾友军，不必担心；南面在宁国徽州屯聚重兵，随时可以进击浙东；西线和徐寿辉天完政权接壤，可以以守为攻。朱元璋看准形势，先伸出南面铁钳，吃掉了孤立固守的浙东元军，形势和一年前已经大大不同了。
二是确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抓紧时机，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积极练兵，扩充实力；同时尽量减小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树敌太多，为逐鹿中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三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朱元璋深深懂得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治国安邦没有人才不行，人才少了也不行，即使打下天下也守不住。所以每到一处，每获一座城池，朱元璋必定多方访求名士，软硬兼施，千方百计把他们罗致到幕府作秘书、作顾问、作参谋。这些人虽不能冲锋陷阵，但常给朱元璋指点迷津，拨开乌云，运筹帏幄，实在比十万大军还管用。他常说：“躬怀甲胄， 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流宣化，绥辑一方之灾，此儒生之事，非武夫所能也 。”在朱元璋平定浙东后，刘基叶琛章溢等几个当地豪族名士，躲进深山不肯投效朱元璋。
这些人曾经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做过事，产业大，学问好，计谋多，在地方上颇具号召力。他们遵奉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极端仇视红军，自动组织民兵结砦自保。他们在旧政府中并不被重用，也实在看不惯旧政府那腐败透顶的官僚政治，刘基就曾多次愤而辞官。然而他们也不愿与红军同流合污，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朱元璋多次派代表诚挚礼请，他们也用好话婉言辞谢。处州总制孙炎再三威逼，刘基等人才于至正二十年三月去到应天。朱元璋好不喜欢，大闹排场，盖了一所礼贤馆，专供贤士居住。
四是尊崇儒学，大兴教育。在积极以武力讨伐群雄的时候，朱元璋也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要治理天下，必须教化民众，使百姓有一个普遍遵守的行为道德准则。由于身边诸多儒生的影响，朱元璋选定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他自身也在如饥似渴地吸取其传统营养，并逐步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儒家传统道义的化身。在进驻婺州后，朱元璋立刻聘请当地著名学者范祖斡、叶仪、许元等十三人替他分别讲解经史子集，建立郡学，请学者当五经师和学正训导。内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了，以后他还教过皇帝的儿子，是有明一代鸿儒。朱元璋时常告诫将士 ：“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之道、持身之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 。”
五是整顿军备，严明纪律。朱元璋深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对练兵抓得很紧，经常督令将帅率领军士作实战练习，并亲临检阅，三令五申严明号令，告诫将士要严守纪律，不得抢劫民财，扰乱民情，违者一概军法从事，不徇私情。在徐达攻克镇江时，元璋怕士兵奸淫抢劫，杀人放火，号令不禁，乃说通徐达，故意找出徐达的错处，绑了请求处死。李善长等人再三求情，朱元璋才准其带兵攻取镇江，并许以不烧不杀不抢，才能将功折罪，徐达叩头谢恩。大军攻破镇江时“市井晏然 ”， “市不易肆”。这为朱元璋取得了很好的政治宣传效果。别城守军听说朱元璋军纪严明，不妄杀人；据说还优待俘虏，对投降将官，愿降的授职任用，不降的礼遣纵归，所以当大军来攻时， 敌人往往并不死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此乃“攻心为上”。 史载朱元璋得元朝故官“尽用之 ”，得元室子孙“悉皆放归 ”，因而瓦解元军斗志，争取了许多敌军将士的归附。
六是积极垦荒屯田，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由于连年战争，加上灾荒病疫，百姓十室九空。从渡江以后，朱元璋就一直面临着兵食不足的严重问题。各处军队的给养，形式上是召令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其实与抢劫无二。因为老百姓早已自身难保，饿死者不少，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在行军时，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朱元璋的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括，据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所谓稍粮实质上就是征粮抢粮。如此不是长远之计，归根结底还是害了百姓，最后必然危及自己的政权建设。
能不能仿效古人的做法，开荒屯田，自给自足；以兵养战，以战养兵呢？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基础工程，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事需要；同时分派诸将在各处垦荒屯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让武官“开垦荒田，以为己业 ”，为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 送纳子粒，以代俸禄”。要求大小将帅“宜督军士， 及时开垦，以收地利”。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下令抽点农村壮丁，编为“民兵 ”，且耕且战，使“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 这样军民合一，全民皆兵，不断保证了兵源质量和兵员补给，同时也加强了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了军事给养的可靠供应。
除了直接屯垦外，朱元璋还令儒士、官吏劝课农桑，“各安其生”。 并立茶盐课，制钱法， 开铁冶，定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注意开支节流，尽量减少财政支出。这样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人民富足，军需库存充盈，遂于至正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