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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前 夕
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象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 ？”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峪那次战斗中负的伤。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 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 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思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 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拼，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待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象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讲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就必须坚持到底。”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周恩来把计划告诉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以及其它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据聂荣臻说，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除了这些最高级的指挥员外，大约八万战士——据伍修权说这是“实际数字”，“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 （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
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象奴隶一样地于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
参军，参揪揪揪揪。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颖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 （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