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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客栈只是一间木屋，屋内有两层“统舱”式的榻榻米床铺，足可容纳几十人。我看见屋内负责照料的是几个年轻人，而且都会说几句英语，就放心住下了。
吃完了午餐剩下来的干面包，也只是晚上７时左右，天色已暗，山上的寒风吹进门来，冷得有点令人发抖。我原想借一床被子裹在身上，在灯下看小说，向一位青年管理员交涉时，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准借被子看书，只准领一床被子睡觉，而且管理员的语气是命令式的，我只好息事宁人，忍着心头的怒火到屋里睡觉。然而越怒越无法成眠，睁着眼等到１０点多钟，有一批日本游客进来了，个个年轻力壮。我睡的那个角落，也不过只有两三个床位的面积，却突然挤进了五六条大汉，而对面的床位却空空如也，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家要挤在一起，像军营一样？用英语向管理员询问，讲了不到两句，却被管理员猛喝一声：“Shutup！”（住口！）我怒上加怒，一夜不能安眠，而旁边的几条大汉却是鼾声如雷，到了深夜３时，管理员突然把众人叫醒，游客们在黑暗中整理行装，乱作一团，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受军训时的午夜紧急集合。原来照日本人的规矩，如在山上过夜，第二天一定要看日出，而看日出一定要攀登“圣山”的顶峰，所以这些游客必须提早起床，在清晨５时日出前赶到山顶。
我疲惫不堪，无心随众人上山顶，而且小客栈人去楼空之后，我正可以趁机寻梦，可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管理员又来催了，太阳已升，该起床了。
我从客栈中蹒跚地走出来，山上的冷风仍然有点刺骨。爬了一个多钟头，山顶已经近在眼前，阳光照在黑黝黝的山脊上，却见千千万万个小白点，闪闪发光，我注目细看，原来都是些用完的食物罐头和饮料瓶！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厌恶感。据说富士山是秀丽的，冬天山顶的白雪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庄严和肃穆，但这些都是我以前在观光照片上得来的印象，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富士山只能远看，不能近观；它的美是表面的神话，而不是内在的含蕴。也许很多年以前火山爆发时，熔岩如潮涌，惊天动地，自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烈景象，但如今烈火已熄，熔岩已成灰烬，所能发光的，也只剩下一些“物质文明”的残渣——啤酒和可乐的空瓶、冰冻食物罐、包水果的玻璃纸……
富士山岂不正是今日日本的象征？
我无心再爬，因为我突然感到征服富士山实在毫无意义。在回程中，我知道自己对日本的偏见更深了。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1）
美国的“中国城”
——唐人街随笔
记得十几年前家住新竹的时候，每月必会到台北去“朝圣”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外国电影，吃一两顿小馆子，在书店逛逛或买几本书，然后晚上再乘车回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无形中就充实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纽约的“唐人街”却成了我每月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总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充实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城”有两个，一在旧金山，一在纽约，每一个“城”里都不只一条街。以前我很喜欢旧金山的中国城，因为它比较干净、漂亮，最近我却爱上了纽约的中国城，因为它更有“中国”味，往往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从纽约地下车道的出口走出来，首先呈现在眼中的中国城是一片零乱：鲜红色的电话亭，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街道旁边的小贩，拥挤的行人，还有那家门面已旧的黄色电影院——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配上不伦不类的中文译名。一个初到纽约的游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半下流社会”。我初到纽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逛唐人街，我总觉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华侨那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更是不顺眼。在馆子里吃饭，我不会用广东话点菜，被迫用英文，看到堂倌那一脸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骗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纽约的治安本来就不好，唐人街又在意大利区旁边，我对于意大利“Mafia”（黑社会）的恐惧，也带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几年，我对纽约熟悉多了，而且又去过一次香港，学了一点半调子的广东话，所以在中国馆子里点菜时，信心也增强了，对于“中国城”的恐惧也逐渐消除。而且，近两三年来，每当我想要炫耀我的广东话时，侍者说的却是国语，他们既不把我当外国人，我也将他们视为同胞，一种同是“黄面孔”的种族亲切感由此而建立。有一次我到一家店里买菜，和店里的那个胖胖的老板扯上了，他竟然由广东话转到国语，又从国语转到山东话，我们两个人就变成了北方老乡，所以我此后每次去买韭菜或豆腐干的时候，他总是多给我一点。还有一家广东小吃馆，我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就饭菜照常，如果带了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光顾，侍者一声不响地就会奉上一大碗“例汤”，而且还会对我作一个会心的微笑，我初时颇为受宠若惊，后来发现这种不成文的“陋规”倒是随意而为的。中国餐馆和法国餐馆有一个相同之处：不论菜单上的“明文规定”如何，顾客总会受到一点人情上的例外招待。在高级的法国餐厅里，这种招待是势利的，“人情”视金钱而定；在“低级”的中国餐馆里，才有真正的人情味，那一碗“例外”的“例汤”，喝起来总觉得十分舒服。
我是一个影迷，在台湾的时候专看外国片，国产片很少问津，到了美国以后，反而看起国产片来了，于是，“中国城”又成了我的电影文化城。纽约唐人街的几家电影院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电影必须两片同映，而且往往是一“软”一“硬”；“软”绵绵的言情片或艳情片配上“硬”邦邦的武打片，以便迎合男女老少的不同口味。事实上，港、台地区近年来的电影制作也只有“软”“硬”二类，鲜有高水准的文艺片，赤裸裸的社会写实片也很少见。唐人街的电影观众，大部分是为了娱乐，也为了“逃避”，在餐馆或洗衣店工作劳累之余，就到电影院去散散心。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2）
我们这些留学生看中国电影也是为了逃避——逃避美国社会的紧张和繁忙，但是除此之外，也多少有一点“思乡”的意味。看到电影中的香港和台湾的风景时，不觉心旷神怡，甚至有时候还会体会到那股港、台地区特有的“味道”；不论剧情如何牵强附会，演员如何生硬造作，我看中国电影时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只求一“醉”而已。初时我对于自己的这个态度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外电影，我显然是用了两种尺度，但经反复思考之后，也觉得这种“畸形”的态度无可厚非，中国人在外国漂泊，在美国的“中国城”里缅怀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带有一点“畸形”心理的。我们这些留学生，本来就是“中国城”中的过客，我们在唐人街没有根，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边缘而已，而唐人街又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双层隔膜之下，“中国城”岂不正像一部电影？而在“中国城”中看中国电影，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真实”了。
因此我不禁逐渐感到，我和餐馆的侍者及杂货店的老板之间的“血浓于水”的种族感，也实在是很淡薄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黄面孔的顾客，虽然我给的小费没有外国人多（但这种情形也在变化之中，纽约的唐人街畔，年老的游客越来越少，而住在纽约城内特别是城北的哥伦比亚大学区及城南的纽约大学附近的格林威治区的年轻人或学生，却经常成群结队来唐人街吃饭，他们给的小费也不多），然而我常常来，而且，说不定他们早已看出我心理上的需要，在我面前说几句家乡话，或多给我一碗例汤，也略能满足我的思乡之情，至少可使我在“中国城”里没有失落感。这是一种施舍，也是他们演的一出中国戏，正好像银幕上的王羽或甄珍用拳打脚踢或浅笑微盼来满足我们所要求的“中国味”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和公司里的外国老板吵了一架，回家以后又受了妻儿的气，就愤然出走，跑到唐人街大看中国电影，到深夜才回家，害得他太太差一点去报警。
美国的“中国城”是这一代海外华人心灵上的“避难所”，大部分的中国人到中国城来别无他求，只求一“醉”，在酒足饭饱、剧终人散之后，又要打起精神，在异国的社会中“混”下去。这种逃避式的“朝圣”心情，是国内的读者和美国的友人很难理解的。大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