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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某些难解的问题上得到了一点心得。
所以，我认为“寒窗苦读”这个说法对我完全不能适用，而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老话，我却悟出一套新解：虽然我在书中找不到红颜知己（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爱上了不少文学中的“红颜”，而且也靠了“书房若比邻”的因缘交上了一个怪知己——费心生教授），却发现了不少“言如玉”——所谓“字字珠玑”，实在有其道理，因为语言文字就是人的心智和文化的精华，因此，“言如玉”就是好书，我热爱书就好像热爱“红颜”一样。
至于“黄金屋”，我只好开玩笑地向一位来访的朋友说：我在芝大有一个“阁楼”（penthouse，此词语意双关，常看这本同名的杂志的人——如老友刘绍铭——自知其味无穷），而且这个阁楼也是金屋，里面燕瘦环肥地藏了不少“娇”，如不相信，可以进来看看我书架上的《唐传奇》和明“三言”，或是那本《语言与欲望》（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都是“其美无比”）。
除了这间小金屋之外，我还有一个大金屋——芝大的远东图书馆——而且就在我的斗室的背后。所以我常常自夸道：我这“书房”的藏书，恐怕要比所有的朋友的藏书多数十倍，总有四五十万册左右。我二十年前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在这个图书馆打工，在钱存训先生指导监督之下，担任搬书和在包装后的书面上加写书名和编号的工作。最近我偶然看到一本包装后的旧书，书沿有两行歪歪斜斜的字，原来就是我当年的“杰作”，不禁把玩再三。由此我也“爱屋及乌”，对这个图书馆发生了感情，于是干脆视为己有，无事时就跑到馆内干涉内政，甚至“勒令”馆长买我所喜欢的书，有时候也偷几张公用信纸回到斗室去写信。好在新任馆长郑先生视若无睹，任我自由出入，于是我更得寸进尺，远地朋友来时，我一律把他们带到我的大客厅——远东图书馆的阅览室，使得馆内“鸡犬不宁”，馆员们也无可奈何。
有时候我在研究上遇到了问题，找书不得其门，就找好友马泰来，他也在图书馆工作，是有名的活“百科全书”，文史方面的资料如数家珍，于是在他指点迷津之后，我就往往会在书库里流连忘返。站累了就坐在地上，抬眼望去，头上一层层、一架架的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金库里无数条金砖摆在那里一样，任我选取，我更觉得飘飘然了，真是富甲天下。在这个大金屋里，我的藏娇更是无数。
我不自私，这个无穷的宝藏，愿与所有的朋友和读者共享。不过，如果各位驾临舍下，正逢我在“金屋”中和“娇妻”之一温存之际，则请千万不要打扰。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1）
书债
我的生活中有三种债：人情债、稿债和书债。
人情债是交朋友的结果。我总觉得我交的朋友都对我太好，而自己往往不知如何报答。特别是饭局，我喜欢吃，几乎是有请必到，但自己回请别人却往往疏忽了，所以记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年大请客几次，还人情债也，然而总觉得还不清。
稿债当然是报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太过“友好”所然，而我偏偏写得很慢，一篇杂文，也要在脑海里酝酿很久，而且常常胎死腹中或难产，真是苦不堪言。稿债积得越多，自己越写不出来，恶性循环，永无尽期。
至于书债，则更复杂。就人情的层次来说，朋友们送我的书有数箱之多，多产的作家朋友有时候一送就是七八本书或是装订精美的“全集”，我在感激之余根本无法回报，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出过短短两本杂文集而已，除了汗颜之外，连写封信道谢的勇气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回赠拙作。
特别是从大陆来访的作家或学者，赠书特别多，他们的盛情对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我收了赠书而不看，当然是我的罪过；看后而不写书评——甚至也不写回信——更是“大逆不道”。我在惶恐之下，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我觉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点距离，朋友的交情太深，往往无法求得客观，当然更免不了护长补短。但我偏偏最喜欢和作家为友，交上了朋友，反而写不出来了。我所写的几篇较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如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王祯和的《香格里拉》——都是在和作者见面或深交之前写的。所以，有的好朋友知道我这个矛盾心理，遂想出一个难以招架的“人情招”，把他们的集子在装订出版之前突然寄给我，逼我作序，否则书就不能如期出版，吓得我只好开夜车照办，于是，几篇批评文章就这样被逼出来了，首开其例的是张系国，我在此特别要对他“点名批判”。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2）
即使如此，我有时候还是写不出来，譬如，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朋友写的书。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每天教书疲惫之余，回家倒在沙发椅上，往往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色已黑，打开电灯，猛然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一堆堆还没有念过的书：有的是朋友的新作，有的是明天教书用的“恶补”教材，有的是自己研究所需的著作（我研究鲁迅，真是自讨苦吃，关于鲁迅的书，真的是浩如烟海，永远看不完）。而威胁性最大的却是中外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我如果不精读，等于承认无知，更有何资格“误人子弟”？于是，在愧疚感驱使之下，打起精神，拿出一本经典，战战兢兢地读起来。
然而，阅读的过程仍然是艰难的。记得前年重读《红楼梦》，看得心神荡漾，在课堂上激动得不能开口讲课。这几天又想开始再看一遍，但拿起书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又怕自己太过激动，而且，像我这种庸俗的人，哪有资格看这部伟大超凡的经典著作？后来想想“红学”界几十年来也不乏庸俗者，才逐渐安下心来。这次读完后，预备和好友余国藩合开一门课，也可以借此向这位文学批评界的武林高手请教。
为了应付学生，我又开始重读另一本经典著作——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的《模仿》（Mimesis），这次是从后记看起，发现作者写此书时正在战后的土耳其，研究的环境极差，欧洲文学的资料更贫乏，然而此书从希腊史诗《奥德赛》一直论到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小说，而且引的大多是原文，作者功力之深，使我不禁想起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和吴晗以及法国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他们都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写下不朽的学术著作。相形之下，我们这“饱暖”的一代怎不自惭形秽？于是，当我看到书架上一本本还没有读过或读完的中西经典著作的时候，觉得心中罪恶感更沉重了，甚至压得透不过气来。现代人欠古人的债实在太多了，书债是其一，想要超越古人，谈何容易？于是，在沮丧之余，干脆自暴自弃，把书丢在一旁，打开电视机，自寻庸俗而去也。
这种精神上的“书债”并非我独有，老友刘绍铭也有同感，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过，可以稍稍告慰的是，正好像欠人情债的心理一样，我对于“书债”的压力最终还是感激，我毕竟还是有福的，因为我拥有念不完的书。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1）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
我是一个爱看闲书的书呆子。
书呆子的定义是：对书看得发痴。不过，我的毛病是，我只对闲书发痴，看正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闲书看多了不见得有学问：我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书看得太杂，没有一样精通，而且——让我从实招来——大部分的书我都没有看完。
我是一个懒人：多一事不如少—事。懒人看书的办法很多，而最主要的一个招数是——找借口。就以星期天为例吧，我每周日必看《纽约时报》，这个习惯的养成，说来好笑，因为我懒于干家务，别家都在礼拜天或周末大清扫一番，我却懒于动，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借口：先看会儿报纸再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星期一要上课了，我得备课，但又懒于备课，所以暂且不看正书，翻翻报纸、闲书再说，于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光就这么消磨了大半。直到夜色深沉之后，心中的焦虑也更加深了，不得已拿起书本来准备，于是，就不得不开夜车，因为白天的时间都消耗在《纽约时报》上了。
《纽约时报》星期版是我的“鸦片烟”，据说许多知识分子都“吃”上了瘾。我看《纽约时报》，不看新闻，只看“艺术版”、书评和杂志，有时候也略微瞄一眼“旅游版”的广告：雪白的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郎，亚热带的椰子树，一望无际的碧波……令我想入非非，令我昏然入睡。一觉醒来，突感一阵“良心”上的震撼：该读正书了。但随即又自暴自弃地拿起“书评版”，还为自己找到一个新借口：也该看看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以长见闻。
当然，我对新书的知识丰富，都是看“书评版”得来的，至于我到底读过几本新书，那是另外一回事。偶尔心血来潮——发现自己竟然也不太懒散的时候，就到书店里一股脑儿买一堆新书放在书房，然后，不慌不忙地一本本拿起来，摸摸书皮，看看封面的设计，再翻到书后，就是作者的生平简介，匆匆读完后敬意油然而生，于是开始翻到“序文”，从“鸣谢”部分读起：每一个男作者——特别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