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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岛内外舆论和内部政治斗争的双重压力下，台湾总督石塚英藏被迫辞职。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也不得不做出大的调整。1931年12月28日，继任总督太田政弘发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纲”，要点如下：①“理蕃”以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为目的；②理解“蕃人”，对“蕃人”之种族、社会组织、习惯、宗教等要有正确认识，以此为基础确立“理蕃”方策；③对“蕃人”须赏罚分明，俾知国家权力之所在，充实警察实力，使“蕃人”不生轻侮之心；④“蕃人”之教化应矫正其积弊，养成善良习俗，涵养国民思想，且授予日常生活简单知识；⑤奖励农耕和集团迁徙，改善经济状况；⑥慎选“理蕃”关系人员，以保“理蕃”效果；⑦改善交通，以利产业开发及教化事业；⑧讲究医药救济方法，减轻“蕃人”之身体痛苦；这一被后人称作“一个较符合人性的族群政策”瓦历斯·诺干、余光弘：《台湾原住民史——泰雅族篇》，“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南投，2002，第164页。，应当说是雾社原住民流血牺牲教训了日本殖民者后所带来的待遇改善，也是日人亡羊补牢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特别强调了在原住民实施的教育“须致力涵养其日本国民精神”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80页。，换句话说，殖民主义同化运动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相对于清代而言，客观的说在生活水平、知识更新和习俗改良等方面均有所改善，出草猎人头的陋习基本消弭，初等教育普及率有了较大的提升，原始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但是，相对于近代社会快速发展而言，原住民接受的仅仅是初等教育，且以普及日语为主；卫生条件的改善也相当有限，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原住民被强制与汉族同胞相互隔离，甚至不知台湾割让后还有祖国的存在；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91页。在法律上，原住民不适用在台湾普遍实施的民法和刑法，有所谓违法事件也不受法院的审理，只由驻在派出所的警察临机处分，“否定了蕃人的人格地位与权利”。 瓦历斯·诺干、余光弘：《台湾原住民史——泰雅族篇》，“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南投，2002，第150页。如果说，殖民地下的台湾，日本人作为统治民族压迫民族拥有至高权力是一等公民、受压迫的平地汉族为二等公民的话，那么，原住民就是生存在最底层的三等公民，这就是日本统治下台湾原住民的实态。
第七部分
1法西斯统治的强化
1937年后的台湾社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进入了战时状态，为适应这一变化台湾总督也由文官转为重新由武官担任，在台湾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军部法西斯势力亦空前膨胀，故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有人称之为暴风雨时期。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的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和皇民化三大政策目标成了战时台湾社会的主流声音，在物的方面的经济统制和在人的方面的强制同化浪潮，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渐转换及台湾人的思想观念的部分扭曲，影响极其深远，其遗害甚至远播战后的台湾社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急剧激化，台湾人原本就是汉民族，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如何，关系到日本这块殖民地的安危。小林跻造总督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08页。如何使台湾人民认同这场侵略战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防范台湾人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及同情心，进一步撕裂两岸人民的血脉渊源，正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有待解决的急迫课题。
同时，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南、南洋的扩张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美国及国际社会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南方的矿产及石油资源早已纳入日本的视野，而台湾正处在日本至南方资源区的中间点上，是日本南进的跳板。军事上，后来对东南亚的战争也正是由驻台湾的航空队轰炸菲律宾美军基地为开端的。
再从台湾自身的发展看，在日本帝国内部的产业分工上，台湾是作为提供初级产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设计的，长期以来，台湾向日本国内输出砂糖、稻米、酒精等原料产品，从日本输入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品，呈现典型的殖民地贸易形态。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和战争环境的需要，台湾自身的经济自主性被强调了，利用南方资源就近加工以满足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计划开始出台。于是，改造经济构成状态的任务也加在了台湾的身上。
正是出于以上的背景，日本第17任驻台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任途中就不失时机的提出了台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他的后任的贯彻执行，直至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他说：“第一是台湾岛民的皇民化运动。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军夫的征用和其他原因，虽然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但考虑到台湾将来在日本帝国构成上的重要性，应更加努力。第二是台湾的工业化问题。台湾的产业向来以自然成长之农业为中心，然而帝国今后一旦向南支南洋伸张，自然必须将占地利之便的台湾予以工业化，扶植以热带农产物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第三是南方政策的问题。——台湾乃南方发展及对南支南洋方面经济进出之据点，必须从此一观点来考虑台湾统治。” 《台湾日日新报》1939年5月20日，转引自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08页。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配合，1930年代后半期的台湾面临着岛内外激荡局势的冲击，叶荣钟称其为“暴风雨时代”，此言并不为过。首先，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民族运动，经过日本殖民当局的反复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到这时已经走向衰微，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活动方针集中于向殖民者请求有限地方自治上，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和反日战斗力，并且即便是这样一种叩头请愿的温和运动，也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和取缔，最终不得不于1936年自行宣布解散。自此，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被消弭了。其次，在殖民宗主国日本国内， 1936年7月内阁通过《第二次总动员计划书》，进行战争总动员，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卷入战争状态。国内政治方面，在“二二六”事件后，议会的约束力被大为削弱，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对外关系上，在陆军的大陆扩张主义之外，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也被列为国策，这体现在台湾现地统治机构的重组上，就是身为海军预备役大将的小林跻造接替中川健藏担任台湾总督，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及“总力战体制”。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87页。第三，台湾岛内政治中，军部势力亦日趋膨胀。
1930年代以来文官总督时代的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以及小林跻造作为海军将领任总督时总督文官系统与以陆军为主的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不时爆发矛盾。台湾军司令部往往与在台日本人右翼团体相勾结，打压、恫吓台湾的广大民众，而日本在台右翼势力也积极与军部配合达成强化台湾统治秩序的目标。典型事例如 “祖国事件”。1936年3月，林献堂游历厦门、香港、上海等地，在上海参加华侨团体欢迎会时，说了一句“林某归来祖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人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就斥责林献堂为“非国民”，军部还指使浪人在台中公园的集会上公然殴辱林献堂。这一事件引起了台湾士绅很大的恐慌，认为“以林某的地位声望，尚且不免，则我们的将来遭遇还堪设想吗？” 叶荣钟：《一段暴风雨时期的记录》，收入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382页。台湾政治气氛之黑暗由此可见一斑。第四，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其民族的向心力使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自然的站到了祖国中国的一边，但又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能公然表达出来，心情之郁闷和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人说过这样的话：“国人（大陆人民）对于日人，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精神上并无苦闷。但台胞则身心相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 叶荣钟：《一段暴风雨时期的记录》，收入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337页。
由上可见，当时的台湾社会充满着法西斯叫嚣和对台湾人心理及国家民族认同的扭曲，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仍然心系祖国，也没有忘记其自身的民族性。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民众中的主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