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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术当时为什么没有捷足先登？其时的荆州已经“风飘以悍，气锐以钢，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汉扬雄语）。荆州本有八郡：其中江南有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其余四郡南阳，江陵，南郡，章陵。均在江北。州治在江南的武陵郡汉寿。
在刺史王叡的蹩脚治理下，此时的荆州“江南宗贼盛”行，宗贼，即一些按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民间武装，数量庞大，派别林立，相互攻杀抢掠不断，袁术虽有奢望，但却望而却步，仅霸占了北端的南阳郡，对其他各郡，恰如一只馋猫面对一只肥刺猬，既舍不得放过，又不敢下口。
这时的刘表胆略非凡，单骑绕道潜入宜城，之后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魄力，得到了南郡蒯氏，襄阳蔡氏等荆州大族的支持，几年下来，“江南悉平”，“开上遂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出于对付正盘据在南阳的袁术的需要，刘表将州治移置到了江北南部的襄阳，以加强荆州北部的防守。由于刘表的礼贤下士，善待儒生，使得各地士子名流逐渐聚附于此，这时的襄阳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刘表虽拼搏成为一方霸主，但却崇尚中庸之道，热心于文治之功。建安三年（198年），刘表成功的控制了荆州八郡，使“荆州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与同时的中原和其他地方的混乱对比，荆州地区可算政治稳定，名士荟萃，社会和谐。
但在混乱的年代，文治却远远不如武功，不琢磨欺负别人，就必然被别人琢磨欺负，所以刘表一直面临的是东有强敌蚕食，北有巨鳄欲噬的局面。
刘表的一厢情愿是保持自己荆州的一方乐土，但在东汉的乱世，却无任何可能。儒家的学说是专为得到天下以后的人服务的，如果想用它在强权之下苟安延命，却是一副最有效的慢性毒药！
北方的两大“超霸”马上要开始对决了，这对处于弱势的刘表其实是一次机遇，不管他偏向那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意味着灭顶之灾；但也意味着：等两大“超霸”剩下一个的时候，也就轮到了自己上场决斗的时候。有没有独善其身的第三条路呢？
南阳的从事中郎韩嵩与别驾刘先替刘表这样分析：
“今八方豪杰并起之时，两雄相持冀豫之际，安天下之重枢，已在于将军决断：欲有所为，应趁良机起兵；然若善保，则宜择一雄相从。如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欲得中立，必将两怨；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非袁绍能敌；若坐等其移兵荆州，恐将军不能善守。万全之策，莫若举荆州以助曹操，操必重待将军，如此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为将军上计。”
说穿了这建议是给刘表摆出了非甲即乙两条路，要么出兵参与混战，否则只有投降曹操。这是从逻辑上先把刘表套住，骨头里是一种投降派的妙论：出兵助拳或混水摸鱼肯定是不可取，那就只有投降一条路了，荆州是肯定丢定了，刘表本人是否能得到期望的厚待要决定于曹操的心情；出这妙主意的人安全是没问题了，富贵也指日可待了。
其实后世的汪精卫也是玩的这花活，所有投降或投诚的人们也是强调的这种逻辑，一般还要加上条理由：为使人民避开无妄战火，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灭亡……，比古人会遮羞的多了。
刘表没听他们这一套，反而派韩嵩去许都探听曹操的态度。韩嵩先提条件：将军如果是去投降，那我愿意为使，否则我不敢去。
刘表让他解释，韩嵩说：“出使朝廷，朝廷一般会封给职务，能够把它推掉当然无话，如果推辞不掉而接受了封赏，那么我韩嵩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了。”
韩嵩的这个退路留得高明，出使回来，韩嵩已经被任命为零陵太守，由于韩嵩先前有话，刘表也无可奈何。但韩嵩这个被曹操封的官总得做点事呀，所以就四处宣传曹操的英明伟大，这下刘表不能容忍了，抓起来要杀他，其实这种人换了谁也都会想宰他的。
关键时刻还是刘表的老婆蔡氏起了作用，说韩嵩可是个人才，哪能说杀就杀？刘表虽然不得不听“领导”的，但也是没饶过韩嵩，有生之年一直让韩嵩在监狱里做他的零陵太守。直到去世后荆州真被不孝子送给了曹操后，韩嵩才得以出狱。
最后刘表还是坚持自己“卞庄刺虎”的策略，想坐山观虎斗，以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效。对袁绍的求援，一概答应，就是不行动，收效是：使荆州安稳了九年，没有被拖入战争。
那么，刘表的这种策略高明吗？两千年来，别管正说的也好，戏说的也罢，论的，品的，还没有一位史家说他做的对的，不过老孙认为刘表最起码在建安五年是做对了，坐山观虎斗没有什么不好，所不足的是：你也不能一坐就是八九年呀？
要换了孙家爷们当这个荆州牧试试？估计也会坐山观他们斗上一年，然后大概就要该曹操或者袁绍倒霉了。最起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
但从坚持独立自主，决不降曹这点上来说，刘表还是没有做错什么的。在政治立场上，刘表是坚定的，在政治决策方面刘表还是明白的。
六十五、童叟无欺侃政治
在战争行为中，任何一个战役的从构想到实施，都是战术服从战略，战略服从政治。政治高于一切。
何为政治？古今中外，圣贤名流，看法不同，说法不一。如果全部罗列，决不是一部百万巨著所能容纳的，老孙仅捡其中万一胡侃上几句。
政治这个词是个泊来品，从希腊语Politikos（意为“从城市中来”）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了这个词，意为治理政务，具体说就是处理国家事务。后来就不是这样了，政治成了人人都要讲的东西，不讲政治的人就会被戴上落后分子的帽子。
政治就像你的影子，纠缠着你的一生，你割不断，脱不开。有段时期讲究用它来“挂帅”，就是现在你如果想到某些部门工作，还必须通过“政治审查”（简称政审）的关口。工作单位里也有不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大会小会都不忘提醒人们要讲政治、要有政治敏感性云云。
政治敏感性，说白了就是要及时察觉到高层对中层的不满，就算是昨天还跟着喊：上级（中层）领导的指示英明啊！今天就得扭转过来痛批中层领导的阴谋诡计。如果你有猎狗般的政治嗅觉的话，在高层动怒之前抢先一砖头往中层领导头上拍过去，那政治能力就达到了绝高水平了，你以后也会成为领导的。
上级主管部门也经常下达各类“政治任务”。你可以把政治理解成：听话。谁在台上听谁的话，不需要是非，更不需要有自己的头脑，把思想与组织上统一了，就是政治素质好，“政治前途”就有保障了。
网络上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其题目就叫《什么是政治？》，大意如下：
十岁的一郎问爸爸：“明天老师要考试，问什么是政治？”
爸爸用最通俗的比方告诉一郎：“比如：我们家就是政治，这个家的财产所有人是爸爸，爸爸就是资本家；怎么花钱妈妈当家，妈妈就是政府；你是被管理者，就是人民；爷爷监督着我这个‘资本家’怎样对待你们，就是工会。”
一郎追问：“那我吃奶的小弟弟次郎呢？”
“那是祖国的花朵，”
“我们家的小保姆呢？”
爸爸想了想，说：“保姆从‘资本家’爸爸这里拿工资给我们干活，应该是‘劳动者’。”
一郎似乎明白了一点。
夜里，小弟弟次郎拉了，哭声惊醒了一郎，去喊妈妈，可是妈妈白天操持家务实在太累了，没喊醒；于是一郎就去喊保姆小阿姨，发现爷爷正在小保姆的窗外偷看什么，一郎也偷看了一下，哦，是爸爸正在床上压着小保姆。一郎溜回自己的房间，没人发现他的行动。
第二天早餐桌上，全家人聚在了一起，爸爸对昨天向一郎关于什么是政治的解释还挺得意，准备在大家面前显摆一下，就现场提问一郎：“昨天爸爸教给你的‘什么是政治’记住了吗？”
一郎站起来回答：“已经彻底明白了：资本家蹂躏劳动者；工会在一旁干瞪眼；政府对人民的呼声不闻不问；任由祖国的花朵在屎尿里挣扎！这就是我昨晚亲身体会到的政治。”
笑话归笑话，国人谈论政治是很有忌讳的。不说，少说，绕着说，总之要回避直面政治，从民国时候的小饭馆里就常见到这样的警示：“莫谈国是！”，到现在责任编辑们删除一切怀疑有关政治的字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怕砸饭碗，可见政治这玩意是只比女人还具诱惑力的大老虎！
上高中时最讨厌的就是政治课，讲的味同嚼腊，听的枯燥烦闷，有一次随意在课堂上向担政治课的校长提问了一句：“什么是政治？”结果非但没得到解释，还挨了一顿训斥。估计是难住了校长，以至恼羞成怒。那政治就那么不容易解释吗？
究竟什么是政治呢？这政治名词还就是解释的五花八门：圣人孔子对政治的解释是“施政于仁”；亚圣孟子对政治的理解是“伐国于义”；
国父孙中山这样谈政治：“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伟人毛泽东用五个字概括的政治：“为人民服务”；
第三代领导人告诉我们“三个代表”就是最先进的政治；
现在对政治的理解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当然是对干部说的，对老百姓应该是“八荣八耻”了。
在强调政治是灵魂的年代，那时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在爱全民经商向钱看的年代，政治当然应该按列宁同志解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