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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的民主人士又是什么感受呢？未见有农民到中央某个部门拉民主人士回乡的记载，但家乡土改的消息不时通过亲友的来访和信函传到北京。因为民主人士或大多在家乡有土地出租或直系旁系亲属是地主，所以经常有土地被分掉、亲属被农民打杀、地主被迫自杀的不妙信息传来，使他们心情很不好。柳亚子的心境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宋云彬《北游日记》载，在江南刚解放而尚未开始土改的1949年7月，因家乡政府征粮触动了柳亚子，使他情绪很消沉： 24日“至益寿堂看柳亚老，即在亚老处午餐。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原文如此——引者注），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体处也”〔14〕。识大体不等于没有意见。1950 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有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产，以滥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小米若干，犹不虞冻馁”〔15〕。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中国最高层民主人士之一的柳亚子尚且如此，其他民主人士便可想而知。
三
像柳亚子一样，北京城里的高层民主人士不仅自家的利益受到土改的冲击，而且不断收到家乡的地富亲友对土改的告状信，诉说“斗争过火”、“偏差很大”，“好多地主被迫自杀”、“连小地主都被斗死”等等。民主人士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不好公开发作，胆大的将信的内容转告中共有关部门，像黄炎培那样与毛泽东有较多交往的则直接向毛泽东告状。思想有差异行动必然有抵触。毛泽东感受到民主人士的抵触情绪，并预见到这种情绪的危险。他必须亲自出马帮助高层民主人士过关，要让他们下乡到第一线去感受真实的土改。
在1951年1月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和帮助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过程中同参加会议的各中央局、大城市党委统战部长谈了话。在谈到土改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前去参观视察：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他还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人士、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16〕。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文件：“为了教育若干民主人士，使之了解我党的政策，并与群众见面，打破其只从书信中反映地富的意见，中央通知各地，中央政府准备请若干民主人士回到原籍去视察土改工作与镇压反革命工作，要各地认真接待他们。”〔17〕中共中央统战部会同全国政协开始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到全国各地参加或参观土改。
毛泽东在1950年秋就提议梁漱溟到广东看看。梁漱溟因为刚从东北、华北参观回京，没有立刻行动。到195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了赴西南土改团，梁漱溟才悟出毛泽东要他到广东参观的目的是让他看看土改情况，便报名参加土改团。梁所在的土改团由章乃器任团长，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于5月上旬入川。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参加土改和返京后毛泽东与之谈话的情况时说：“我们这个团，在川东合川县。因为大多是年龄稍长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上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同我们去的还有于学忠。”“ 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于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18〕梁漱溟的回忆很传神，从“毛主席笑着说”，看出毛泽东的阶级立场是那样鲜明地站在翻身农民的一边，即使有些过火行动的土改也是像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好得很”；“毛主席笑着说”也意味着他认为梁漱溟所说的偏差尽管具有普遍性，但毕竟是很轻松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就像吃一碟小菜一样。梁漱溟参加土改，对他思想毕竟有很大的触动，他认识到自己的乡村建设搞了那么多年，并没有抓住农民所关心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因此费尽力气农民也不愿意真心实意跟他走。而四川土改中农民是那样自觉地跟着共产党，打倒地主分田地，翻身运动热火朝天。同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形象地评论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来，每一农民是一块基石。”他不由感叹说，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
蒋光鼐是个特例，这位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长对土改看得很开，加上毛泽东的帮助，因此轻松过关。他和一般地主有所不同，他虽占有土地但不是靠剥削农民来生活，而是将土地全部捐助家乡办教育事业。比如，他在家乡办的吉云小学，经费来源就是出自地租收入。根据土改的有关规定，不能把他的这种地租收入完全视为土地剥削，因而在处理上也应有所不同。1952年毛泽东要他到广东视察土改。蒋光鼐到广州后亲自写信要吉云小学校长出来，交待中共的土地政策以及处理土地和学校的正确办法，并要校长把历年的收支情况列为账单正式交给政府。蒋还请随行人员代他写信给当地政府和农会，表示把自己土地和学校交给政府。就这样，他轻松地度过了土改这一“起死回生关”〔19〕。
对于年高德劭的高层民主人士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人，毛泽东确实比较尊重他们，不但没有强调他们要下乡参加或参观土改，而且尽量想办法让他们了解土改情况。当时，张澜年近八旬，还要求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毛泽东得知后考虑他年事已高，劝说他不必直接参加土改，并经常批送有关文件给他审阅，听取他的意见。1951年1月8日主政张澜老家四川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谈到1950年冬西南土改中的农村减租退押运动情况：关于退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都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20〕。由于涉及张澜老家一带的情况，1月22日，毛泽东致函张澜将邓小平的报告送给他：“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21〕张澜读了邓小平报告后，1月24日回信毛泽东。信中说：邓小平同志1月8日报告已详阅。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西南押租，系预防佃户不能缴纳佃租而为之预押，要到退佃时才退押，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权收归国有，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报告上说，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实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做去是很好的〔22〕。同一天，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附上张澜的复信。这既是希望邓小平能借鉴张澜的意见，也是毛泽东对张澜复信的肯定。陈叔通从前清翰林到新中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