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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仅仅是他们两人个人间的事；但如果事情的意义超出了两人之上，就有一番言说的必要。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这是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1929年的形势似乎更严峻，“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然而胡适坚持不用匿名方式写文章，因为“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要我们的自由》）。然而，当胡、罗等人权知识分子自以为在说负责任的话时却腹背受敌，至少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进攻（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胡适等“人权派”的凌厉批判乃至根本否定不在此文论列），一是国民党的正面打压，其结果是胡适本人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先是被抓（只一天），后来又被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而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一千多份杂志也被没收。这一切都不奇怪，相反，国民党不这样反倒奇怪。令人奇怪的可能是鲁迅，他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从五四走出后的鲁迅曾经慨叹于当年同仁有的落伍、有的颓唐、有的升官，并且自1927年大屠杀后，鲁迅本人也痛恨国民党。可是，当胡适、罗隆基等挺身而出欲为中国人权有所进取并与国民党公开交锋时，本应是个同盟者的鲁迅，如果不愿同盟，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沉默，“但他举起了投枪”……
《新月》与国民党和鲁迅与《新月》，这错综的关系就构成了历史的一个界面。我由刘文典事件带出，不仅是想搞清这个关系的大概轮廓，而且更想弄清鲁迅为什么要反反国民党的《新月》。《新月》是以“宪政”立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鲁迅虽然不会认同国民党专政，但同样不认同胡、罗人权派的所谓“宪政”。撇去鲁迅与《新月》同仁的历史过节不论，如与陈西滢，也撇去他与《新月》同仁的现实过节不论，如与梁实秋，这两点是否妨碍了鲁迅对《新月》的公正看法，我不能断定。但可以断定的是，他之最不能同意《新月》者，便在于对方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案是“法治”解决而不是“革命”。如果说五四时期胡、鲁之间尚有其一致，那么，走出五四，两人便逐渐分道扬镳了。鲁迅坚持的是“改革国民性”的道路，胡适则逐步走上了“改革现实政治”的道路。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认为政治道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什么专制、什么共和，都没有用的，惟一有用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在这里，鲁迅身上明显有着“一元论”的历史倾向。可是1927年之后，鲁迅自己也事实上放弃了改革国民性的方案，这时他已开始从苏俄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民性解决而是政治解决了。在政治解决这一问题上，胡、鲁的区别更加严峻，当年鲁迅的国民性解决和胡适的政治解决尚可形成一定的互补，而这里苏俄的暴力革命和英美的宪政道路这两种方式（在鲁那里表现为从外面推翻现体制而重新建立，在胡那里表现为从里面逐步改良现体制而不推翻）只剩下截然的对立，更兼两人以不同方式所欲达至的目标也是那么对立截然：一个用宪政取代一切专政，如胡；一个用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如鲁。到了这分上，胡、鲁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两人当然“渐行渐远渐无穷”了。
由此，二十世纪中国这两位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不同道路便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深远的话题。而话题之所以是话题，是因为这两位知识分子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对。这正应了克罗齐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七十年前的《新月》人权运动早已风流云散，鲁迅对《新月》的批判也已载入史册，但既然历史的腿一直伸到今天，那么，我们就要抓住它，不但还原其历史界面，甚至对此重新论述。实际上，这就是在表明我们自己面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就是现实的态度。换言之，胡鲁作为我们可以鉴取的两种思想资源，在其中如何作出价值上的选择，这放在今天，并非就不是问题，而且还不是简单的问题。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随着后来的“东北易帜”，便从南北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国民党祭出孙中山的大旗，宣称战争结束，军政任务完成，国家除了“统一军政”外，应当进入“训政”时期，而训政则是军政向宪政的过渡。国民党的这一逻辑本自孙中山。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把中国革命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法之治”，军队为人民破敌，行政则归军政府。第二阶段是“约法之治”，军队和人民约法三章，双方各自遵循，地方自治权属于人民，而国是总揽却在军政府。第三阶段是“宪法之治”，此时，军政府解除权柄，国事俱按宪法实行。后来孙中山多次对此进行思想阐发，并最终完形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经过一番准备，于1928年10月10日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那么，国民党的训政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怎么治？亦即“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并且，最高监督之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自己监督自己，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握以重权，居然是“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而且，“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稍微懂得一点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宪法之为用，不是用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的，而是相反，用来保护人民这些自由权的。国民党整个给搞反了，还口口声声说是要为宪政作过渡。但，这种训政恰恰和宪政南辕北辙。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胡、罗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以这份杂志为依托，于1929年春，也即国民党刚训政几个月，就开始了这场虽然当时说不上轰轰烈烈但却对历史产生久远影响的反训政的“人权运动”。在此以前，《新月》主要是一份同仁性质的文学杂志，同时带有一些文化色彩。但从1929年第二号起，杂志立即政论化，不但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思想意味，并高密度地刊发批判国民党政治的重量级文章。胡、罗最终惹怒国民党，从而使《新月》没有变成其同仁所希望的“满月”，而是变成了“流星”，只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漫漫长夜中短暂地一划而过。但，一划就是存在，短暂即为永恒。至少，直到今天，它的文字光泽依然在烛照着我。
所以这样说，是想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一下我对《新月》的歉意——这对我来说很有必要。由于不弄现代文学，长期以来，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新月》，对它的了解，基本来自鲁迅，也止于鲁迅。我第一次知道“新月”，是从鲁迅笔下。鲁迅对它的态度，大致决定了我的看法。除了徐志摩滥情似的风花雪月，无非就是鲁迅所谓“三帮”那一套了。尽管没有帮凶，但帮闲和帮忙总免不掉吧。然而，我错了，错得那样厉害。《新月》非但我所以为，甚至恰恰相反。问题在于，我不该用别人的眼光——哪怕是鲁迅的——看待对象。就像鲁迅看前人文章反对看选本而主张看全本一样，因为选本只是选家的目光；我难道不应该用自己的目光去看《新月》？
无法忘却我读《新月》影印本的感觉，由于内疚，更由于现实的感触，胡、罗的文字无法不让我心潮澎湃，尤其那种“直面”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确，鲁迅敢于直面人生，可是，至少在1929年和1930年，真正直面国民党并接二连三出击的肯定是胡、罗而非其他。并且，“直面”是鲁迅的态度不是他的为文。就行文言，鲁迅走的是隐晦一路。关于这一点，历来的解释是环境严酷。不错，“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并且，“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当然，这不过是鲁迅独特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