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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事中国政治，有个基本立足点，就是以法治解决问题，和平转移政权，反对暴力革命。早在国民党统一天下前，胡适就和北洋政府有过从，因而颇使当时的年轻学生失望。那时，蒋介石如果是革命的，胡适恰恰站在北洋那一边，属于反革命。其实胡适不是反革命，只是反暴力。比如，他反对北伐，主张南北两边召开和平会议。同样，国民党统一天下，他又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反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这无疑又是反革命了。其实，他依然不是反革命，而是反暴力（如果革命仅仅意味着暴力的话，那么，胡适是可以说反革命的，其实不是反革命，用他自己的话叫“不革命主义”）。从表面来看，胡适好像最没骨气，不断更换主子。这一点，不仅为时人诟病，亦为今人诟病。但深入这个问题，我以为，胡适不断更换主子，就是不断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反对推翻现政权的一切暴力行为。因为暴力行为必然导致生灵涂炭，而战争的灾难却又总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并且，更令胡适不安的，是他认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结果还是暴力。正如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于是，在胡适身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吊诡，一边反现政府，一边又维护现政权。维护现政权，是出于反暴力；而反对现政府，则是为了搞宪政。然而，因为维护现政权，胡适再怎么反政府，也逃不掉“奴才”、“焦大”、“粉饰”、“为贾府好”之类的骂名。其实，胡适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反政府是出于对社会国家的负责，而维护现政权也是出于对社会国家的负责。从根本上说，他与其是为“贾府”着想，毋宁是为整个社会国家着想。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不但可以理解胡适（然而我原先并不理解同时也不太愿理解），而且觉得，仅在这一点上，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
另外，胡适和鲁迅不一样，鲁迅是一个纯粹的批判型文人，因此，他坚拒和国民党合作，这是我最心仪的一点。而胡适的角色自许就不一样，他虽然也批判，但根本上却是一个建构型知识分子。和鲁迅反政府要从外部推翻相反，胡适反政府是要用法治从内部对其改造，这就注定了他要和体制打交道，甚至进入体制。二十年代初，他呼吁“好人政府”和“好政府主义”已足以表明这一点。而这一点实实在在也没有什么错。宪政本身就是一种体制，要把它落实到现体制中去，不和体制打交道怎么办？不仅打交道，他甚至要教体制怎么做，告诉体制如何如何（比如他认同罗提出的“专家政治”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等）。因此，他和体制分合之间，就不是什么受体制招安，也不是因为惧怕体制而投靠，更不是借体制以谋其利。你可以说他有着知识分子的天真、幼稚、想当然和不成熟。当然，他还有其他很多认识论上的问题。这些都可以指出、批评和争论，却不应该以骂的方式从道德人格对其构陷。就像我今天选择鲁迅批判型的道路，我就不认为我有什么理由或道德优越感去骂那些选择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哪怕这个体制是不堪的。他们可以成为我的批判对象，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却不是因为那种选择（比如，我可以批判也是批判知识分子出身但现在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但我若批判，针对的只是她的各种言行，而不是她之选择出任。这至少是她的权利。我可以对权利进行批判吗？设若它没有妨碍别人。而我恰恰听见不少针对龙出任本身的叫骂，这肯定有问题）。因为，就一个时代来说，社会既需要批判型知识分子，同时也需要介入体制的建构型知识分子。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合作”的鲁；一方面是“非暴力”的胡。我用了这个词，它来自印度的甘地。胡、鲁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风范，他们所留给我的精神资源，我个人愿意分别汲取。尽管这六个字在胡、鲁那里是两分的，而且两人晚年都发生较严重的畸变（晚鲁的“不合作”只做到一半，晚胡的“非暴力”也打了不少折扣，几乎变相认同战争），但在甘地那里却是一贯的和统一的，而且也应当尽可能使其一贯和统一。当然，两者权重并不一样，“不合作”是个人选择，比如我；而“非暴力”所反对的暴力则应尽可能选择避免，社会处于非常态时例外。因此，读一读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吧，在胡、鲁之外，我这样对自己说。
现代性与“游戏”
？ 沈兴漾
“游戏”一说，古来有之，《晋书·王沈传》：“将吏子弟，优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至游戏，伤毁风俗矣。”但广泛深远地援引此词，及至空前，则是历史步入近现代才出现的事。在当代，“游戏”一词正全面而彻底地侵入人类的一切事务，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我们的新闻媒体以及日常语言，充斥着大量这样的词：爱情游戏，性游戏，哲学游戏，语言游戏，政治游戏以及经济游戏——我们很自然地把加入WTO称之为“加入了世界的游戏规则”。而在前现代社会，“游戏”与一个政府在经济上的交易规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更不用说用前者来规定后者。这些词语被广泛运用，其意义并不仅仅只是流行。在它们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这一内涵赋予这些词语以生机，同时又被后者所揭示。当爱情、性、哲学、语言、政治以及经济蜕变为无足轻重的装饰，“游戏”就在它们边缘化的位置凸现出来，成为一切的中心。这一中心界定了生活，成为生活的本质。伊格尔顿在其《后现代主义的幻想》一书中说，后现代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1〕。如果把后现代看作是对现代延续，那么不妨也可以这样说，这种游戏的风格并非肇始于后现代，它实质上是现代的产物，只是比较前者而言，它是相对潜在地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姿态。
“游，锦旗之流也。”（《说文解字》）其本义为“古代连缀旗帜正幅下面下沿的垂饰”，引申为“人或动物在水中行动”。《诗经·邶风·谷风》曰：“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大概有鉴于人和动物在水中的状态，又有引申义为“虚浮不实”和“放纵”。《易·系辞下》曰：“诬善之人其辞游。”孔颖达疏：“游谓浮游，诬罔善人，其辞虚漫，故言其辞游也。”《后汉书·仇览传》曰：“剽轻游恣。”“戏”字，据《汉语大词典》载，有“游戏，逸乐”、“歌舞杂技等的表演”、“戏剧”等七种解释。因此，“游戏”一词就其本质意义上而言，是指“感性的取乐”。这种“感性的取乐”是虚浮不实的，是与某种郑重的、严肃的存在相抵牾的，它因为不能提供一个永恒的实在，因此不可能是我们灵魂的真正故乡。古代中国严肃而谨慎，向来以拒斥“感性的取乐”为己任。孔子在回答颜渊如何治国的提问时一丝不苟地区分了“韶舞郑声”，这种谨慎节制的态度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沉甸甸的传统。“郑声”不同于为教化而设的礼乐“韶舞”，只是纯粹地愉悦感观，容易移人之性，是谓“淫”，须避而远之〔2〕。宋苏轼在《策别·安万民五》中说：“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至？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钢心勇气，消耗钝毛，痿蹶而不复振。”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游戏”一词，往往取其贬义，而若是某个人决心选择一种游戏的生活态度，那么他是在与当时的伦理规范为难，是一种不尊重亲人与不尊重自己的草率。西方社会似乎有着同样的情况。希腊传统是一个思辨传统，理想的人格之中很少有感性的位置。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认为城邦有四种德性，其一为“节制”，而“节制”是针对人心灵中的“感性欲望”部分而言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阐述了三种生活方式：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前者是不堪卒目的，后者则符合有德者的理想。西方文化的另一传统即基督教传统则把一切世俗生活都献给了神，毫无疑问，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言，“游戏”的生活是充满邪恶与不可想象的。托马斯·阿奎那说：“万事万物的最后目的就是上帝。我们已在前面证明。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些特别使人接近上帝的东西作为人的最后目的。上述快乐阻碍了人接近上帝；接近上帝是要通过深思熟虑，上述快乐对于这种接近是很大的阻碍。在把人拖到物质享受中去这一点上，它比其他什么东西都厉害。所以，它使人脱离理性的事物。所以，人类的幸福不在于身体的快乐上。”〔3〕
对“游戏”一词进行历时的分析，有两个问题会占据我们的头脑。第一，在前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素来是“居庙堂之高”，而“游戏”则往往“处江湖之远”。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旨趣不一的两者奇怪地搅在一起？第二，当我们从容不迫、熟视无睹地从口里吐出这游戏那游戏的时候，是否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动因在背后推动，这一动因到底寄托着我们怎样的向往与诉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深入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去。
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性伴随启蒙而上升，启蒙本身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点，不了解启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时代。启蒙最大的功绩，就是确立了近代的“人”，用福科的话讲，就是“人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