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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卢梭：《论社会契约》ⅠⅣ，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67页。
〔10〕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11〕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秋瑾被杀害之后
？ 傅国涌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三十三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以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做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1〕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三十多篇，累计达三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2〕。在7月22日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3〕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八天，刊出她的六首遗诗。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4〕。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5〕。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6〕，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远在天津、以“敢言”著称的《大公报》7月25日也发表长达千字的报道，“记秋瑾女士本株累被捕情形”，“记秋瑾女士正法情形”，“记秋瑾女士之历史”。7月30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的评论，痛惜秋瑾之死，抨击杀人者——“况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从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到天津《大公报》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鋎、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昌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7〕《神州女报》发表题为《秋瑾的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8〕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严正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9〕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10〕。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11〕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今天，当我们一再提起秋瑾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
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三十一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12〕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13〕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14〕。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15〕。
以“主持清议为天职”的报馆，连篇累牍地发表《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敬告当道诸君》、《敬告浙抚张公》、《敬告全浙士绅》等评论，面对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他们发出了“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的慨叹〔16〕。
江苏省教育总会发出《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赞从和虚与委蛇的行为，严正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17〕
安徽旅沪学界同人发表《论浙狱公启》说：“上海各报，平时著论，尚有宗旨不合议论，不能画一者，对于此案，则众口如一，亦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18〕并提出由各省学界联名向北京控告，为秋瑾昭雪，或由上海各报先行发起。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十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19〕。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20〕。
面对屠夫的凶残、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味，这是我们在秋瑾被杀害之后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