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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简化字亦可用之书法，不过经过简化，结构布局已成另物，仍以传统书法论之，不免失当。世事皆可变，变有骤变、微调之分。骤变仅适用于极为特殊的场合，绝大多数场合——特别是艺术（汉字的艺术含量很高）场合——不适于骤变，只适于微调。汉字成千上万，出几个“败类”也难免，针对具体对象清除或修正就是了。个别字过繁或血肉搭配不尽合理，尽可以微调之，砍掉多余枝桠，使其更富活力。如是，作为艺术品的汉字则可源远流长于千秋万代。反之，别出手眼，图一时的痛快而大肆砍杀，使汉字支离残缺，形容枯槁，如盆鱼笼鸟，顿失活力。原料质劣，书家何以为炊？
行文至此，不免由汉字简化联想到变革。说到变革问题心重如磐。至今仍有许多人把“简化字运动”视为一种“变革”，以为革旧鼎新，除弊兴利，理所当然，全然不察危机之所伏。所谓变革，大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指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积久成弊，改易之，使之更合理有效；第二种情形指恢复被取缔或取代的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或许会增益些新的功效）；第三种情形指师出无名的对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的盲目改易。第一种情形属于名副其实的变革；第二种情形含有一些变革的意味，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第三种情形简直与变革毫无瓜葛，仅仅是一种“改变”而已。简化字“变革”即属第三种情形，不属于变革，只是一种改变，而且是在改变不该改变的东西。以简化求文字交流之简便，以简便求文字教化之普及，小得而大遗，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南辕北辙，无异于剖腹去疾，扬汤止沸。变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第一种情形下的真正变革，在多数情况下，也需慎重行事，微调为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即使是真正的变革，反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往往引发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三思而后行。对于另建文字体系这样涉及子孙万代的大事，绝不能头脑发热，仓促而为。现在，木已成舟，一切陈述都成了马后炮。不过，兹事体大，马后炮，也得把它放出去，或许能把那些“存在即真理”的固守者的头脑打开一条裂隙，让他们清醒地面对应该加以改变的“存在”——包括已经习惯了的。往好处想，也许有一天，作为汉字的主人，我们能回到统一的汉字大家庭中来，从而结束各自为政的窘境。
拉拉杂杂地对简化字以及由简化字引发的感想归拢起来，写成本篇小文，鲠骨在喉，一吐为快，不知能引起读者共鸣否？
疯狂的英语
？ 姜亚军
1977年9月5日，美国星际探测器“旅行者”一号（Voyager One）升空飞向木星，飞船上搭载了一张用地球上五十五种语言录制的金质唱片，表达“地球村”村民向（可能存在的）外星人的问候。那些简短的问候语前面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代表当时联合国一百四十七个成员国用英语所作的讲话。自然，这位“地球村”的村长期待着外星人能听懂自己所讲的话，并进而解读后面五花八门的“方言”。换句话说，在他的期望之中，作为“地球普通话”的英语最好也就是“太阳系普通话”，甚至“宇宙普通话”。
外星人讲不讲英语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在当今的“地球村”里，每一位“村民”都明白：哪一家拒绝了英语，那它便拒绝了“进步”与“发展”；哪一位离开了英语，那他便几乎与“成功”注定无缘。下面的任何一个数字都能证明这一点〔1〕：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the first language）的使用者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the second language）并经常使用的人约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外语（foreign language）且能流利使用的人约有一亿人； 英语在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总人口达十四亿； 2000年，全世界的英语学习者估计约有十亿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文书写；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电子信息用英文存储；全世界网站的百分之七十八为英语网站。
将这些数字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英语已成为一门十足的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 或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者说，一个以地球为疆域的英语帝国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庞大的帝国里，英语是“书籍杂志出版、航空、国际贸易、学术会议、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外交、体育、国际竞争、流行音乐和广告业的主要语言”〔2〕。中国人认为世间“三百六十行”，其实这位《剑桥英语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编者在这里已经画蛇添足了，一句“英语是国际竞争的主要语言”也就足以说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主要语言”。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今日的“地球村”里，哪一行里不存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流？哪一行里能缺少了英语？在哥本哈根港，一位街头乞丐缠住了一位美国人，美国人一边躲闪一边用当地话说：Foerloev； jeg snakker ikke god Dansk（对不起，我的丹麦语讲不好）。乞丐听后用英语说：Its very nice that you learned a little Danish， its not an easy language（您能讲一点丹麦语，真是太好了；丹麦语不好学）。2000年3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抵达中东，寻访耶稣基督的足迹，面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他讲的不是拉丁语，不是阿拉伯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波兰语，而是赫赫有名的英语。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洗礼般的冲刷，宗教这块最后的净土也开始遭到“入侵”之后，有谁还会怀疑英语无孔不入的神奇本领。在你争我抢与国际“接轨”的信息时代，“接轨”首先成了与英语的“接轨”。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主编Burchfield如是说：
英语也已经成为一门十足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受过教育的任何人，如果不懂英语，那他的生活就有了缺憾。贫穷、饥饿和疾病很容易被看成是人生最为残忍且最不可饶恕的缺憾。语言上的缺憾虽然不容易被人注意，但其影响却非常之重大〔3〕。
在Burchfield看来，在当今世界，不会说英语对一个人的影响，和贫穷、饥饿或疾病对人生的摧残并无二致。难怪目前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英语。政治家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寺泽芳男便有一本书，名为《不懂英语国家将亡》；1985年，斯里兰卡国务大臣提议说，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英语教学应该赋予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等的地位；1990年，丹麦教育部长宣布英语已经从丹麦人的第一外语发展成为“第二母语”；2000年，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个人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官方语言”；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一次新年电视讲话中也忠告同胞，如果不掌握网络通用语言，在国际竞争中将没有获胜的机会。
政治家的眼光是政治性的，政治家的目标是任期内的业绩，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一国之长领导能力的主要指数甚至惟一标准。“大英帝国已经让位于英语帝国”〔4〕的政治事实在“求实”的政治家的眼里失去了政治意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千方百计喂肥英语之鸡，让它多多生蛋，谁还有闲暇去想“鸡子”原本是外姓鸡，下蛋之余还会惹是生非。
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另类”的装点，正如全国上下一片蓝色中山装的时代，有人偏偏要穿上喇叭裤，招人说三道四或羡慕不已一样，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美滋滋地享受英语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有些国家已经制定出或者开始制定法律，以消除这些便利背后所潜藏的种种危险。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把英语视为一种“杀手语言”（killer language），认为英语的“入侵”对本国语言和文化构成莫大的威胁，最终将使整个世界因失去多样性（varieties）而变得一片灰暗。法国是反对“语言入侵”和“文化侵略”的坚强斗士。法国一些学者及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一直为法语的“异化”深感不安，担心法国青年一代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而丢掉优秀的法兰西文化和传统。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法国先后成立了“保卫和发展法语高级委员会”、“国际法语理事会”、“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丰富法语词语委员会”和“法语评议会”等多个组织机构，1994年颁布了《关于法语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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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ittee），负责将英语词汇翻译成冰岛语。按照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在语言上一律平等，正式会议上各取所需，但小组会上使用英语和法语，另加一门主席国语言。然而，从1999年起，德国发起语言攻势，要求在正式和小组会议上使用德语，并因此抵制了该年7月在芬兰召开的欧盟工业与经济部长会议和文化部长会议。几年前，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就曾批评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