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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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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的党务工作。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长的宝座。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第三部分调查科主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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