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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散记》。沈从文象屠格涅夫一样，怀着温爱，带着眷恋，用整个的心灵去书写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纤夫、矿工、妓女、店老板、猎人……以平和亲切的笔调描绘他们如同大自然一般顺和恬淡的生命状态和悲欢人生。
沈从文曾经多次提及他所欣赏的《猎人笔记》，谈到它的精妙独到之处。的确，《猎人笔记》和《湘行散记》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理性地分析而是直观地把握艺术。它们都不执着于客观的人物，完整的事件，而倾心于这些事件、人物唤起的感受和印象。沈从文十分推崇和欣赏的正是屠格涅夫将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揉为一体的创作手法。“淡淡的哀愁”，即忧郁的抒情是屠格涅夫艺术的最大特色，也是沈从文与屠格夫更深一层的联系所在。“美丽总是愁的人”（沈从文语）——足以表明沈从文与屠格涅夫的精神契合，他俩都醉心于生命内涵的美。在对带着神秘色彩的人生现象的速写中，潜含着一种永恒的忧郁：《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写一个县城医生在体验了与一位垂死女病人的爱情后，对人间幸福的漠视，在他看来，那短暂爱情正如昙花，虽只一现，却是永恒；《边城》中沈从文写雷雨袭来，白塔倒掉，爷爷死去，这些都是创造一切又摧毁一切的自然力对人性法则的无情，然而真挚美好的感情却可穿透岁月与时空——美丽的翠翠依然在等待那位月下唱歌的人。读读《萧萧》、《贵生》等作品，分明也能感受出沈从文吟唱的田园牧歌背后的淡淡的忧思。
屠格涅夫和沈从文将他们沉郁的对宇宙人生的观照，对生命底蕴的探索，透过优美的文字展露出来。他们先后弹奏出“充满时代与历史感兴的生命协奏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抒情作品有艺术性而缺乏思想高度。沈从文对屠格涅夫的深刻领会，不在于外部技巧的模仿，而在于内在美学的一致。
巴金——中国的屠格涅夫
国内外都有人把巴金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
巴金喜爱屠格涅夫，他与夫人肖珊翻译了不少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是翻译家，更是作家，他把翻译与创作融为一体。屠格涅夫被西方评论界称为“小说家之中的小说家”，“诗意的写实主义”；巴金，从他文笔委婉抒情的小说里，我们亦可感受到鲜明时代气息中所饱含的浓浓诗意和薄薄哀愁。
和茅盾不同，巴金首先向屠格涅夫学习的不是如何把性格的刻画与对这些性格的社会历史命运的阐发更好地结合起来，而是考虑如何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将一群风华正茂的时代青年写进作品里。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知识青年罗亭、拉夫列茨基、英莎罗夫、叶琳娜 （《前夜》）巴扎罗夫、阿尔卡狄（《父与子》）等在生活、恋爱、思考、议论乃至争辩，他们集中地反映出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俄国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特征；巴金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吴仁民（爱情三部曲：《雨》）、周如水（爱情三部曲：《雾》）、李佩珠（爱情三部曲；（《电》）、觉慧、觉民、觉新、琴、淑英、淑华（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为人生、为爱情、为前途而思索、苦闷，徬徨、前行，他们命运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本世纪“五四”时代至四十年代动荡变幻中的中国社会。
屠格涅夫擅长写两类青年——“多余人”和“新人”。
继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是屠格涅夫写出了俄国新一代“多余人”的新特征；也正是屠格涅夫首先提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这个名称，还是屠格涅夫看出农奴制必然崩溃的趋势，第一个站出来为贵族阶级唱一曲哀婉动人的挽歌。
巴金创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多余人”。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对巴金作品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爱情三部曲》中的《雾》里：主人公周如水留学归来，徘徊于深爱的情人与不爱的妻子之间，踟蹰于克尽孝道和著书立业之间，最终爱情舍他而去，事业也终成泡影，他只有自杀来求得解脱。在周如水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罗亭的影子。巴金曾谈到《家》的创作受到《贵族之家》的启发：高觉新这一旧社会分崩离析的牺牲品与“贵族之巢”走向衰败时的拉夫列茨基命运相似，他俩无力与世俗抗争，最后只有和贵族旧巢一起走向灭亡，为自己唱上一曲挽歌。
当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生活中平民革命者的身影刚刚出现时，是屠格涅夫第一个塑造出这一代“新人”的真实形象。在巴金笔下，觉慧这一不惜自我牺牲、追求自由的热血青年，尽管有时还耽于幻想，缺少明确的目标但仍随着时代勇敢地前行。在 《家》中，觉慧多次引用《前夜》中的一句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巴金作品的规模、方式、技巧、手法与屠格涅夫的作品极其相近。从《春天里的秋天》我们看到屠格涅夫式的抒情细腻的心理描写；巴金的小说好用第一人称，常从爱情关系上观察人物性格，继而表现这种性格，看来也是受了屠格涅夫的影响。巴金后期小说《憩园》以“我”（黎先生）这个外来旁观者贯穿始终、客观含蓄地叙述这一僻静角落里，人们的命运变迁和这种变化带给“我”的淡淡哀愁和默默悲伤。
巴金的散文笔调与屠格涅夫也是接近的，这一点在散文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巴金是屠格涅夫散文诗的中译者，他自己在进行散文诗创作时，不知不觉地受到屠格涅夫风格的感染。巴金最爱读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是《门槛》和《俄罗斯语言》。巴金笔下多次出现和《门槛》中的女郎相似的形象。《撇弃》无论从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更是和《门槛》极为相似。《撇弃》也是用象征手法塑造了一个孤独中顽强前行的革命者形象，通过“我”和黑暗中的影子的一段对话，热情歌颂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 《门槛》。它不仅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是公认的，而且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一般。《门槛》曾多次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由进步学生在各种文艺集会上朗诵，用以鼓舞斗志。时至今日中国读者对它仍是一片厚爱。1982年，胡乔木在全国三好学生和优秀青年集体代表大会上朗诵《门槛》，召号大家发扬勇跨“门槛”精神，献身四化。如今，《门槛》已被选入大学语文教材，成为我国大学生的精读范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曾用中文和俄文分别朗诵过《门槛》。
通观巴金和屠格涅夫的创作，两位作家的风格基调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抒情、细腻、酣畅、深邃。特别应当一提的是，在气质上巴金与天生忧郁的郁达夫、屠格涅夫不同。巴金是位激情型作家，素以热情、真诚著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感情往往是自由抒发，一泻千里，这与屠格涅夫既热情又冷静，注重含蓄内在的抒情风格不尽相同。只是在巴金的后期作品中，那种含而不露，抒写深沉内在情感的笔法才更表明巴金对屠格涅夫深刻的会心。巴金是真正读懂了屠格涅夫。
郁达夫由于在气质上与屠格涅夫接近，进而受到屠格涅夫的熏染，为屠格涅夫的影响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条独特的通道。个性与郁达夫迥异的巴金也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在屠格涅夫作品中找到许多与自己相近的东西进而受到屠格涅夫的深刻影响，为屠格涅夫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散不去的“烟”，退不走的“春潮”……
从上面就郁达夫、瞿秋白、鲁迅、沈从文巴金受屠格涅夫影响作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以及对郭沫若、茅盾、丁玲、王西彦、王统照、何其芳、陆蠡、丽尼、端木蕻良，艾芜等现代作家从屠格涅夫获得启迪的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作家与屠格涅夫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这种自然的亲和力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文学中。
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充满新生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活跃着高唱“青春万岁”的一代青年的身影。他们熟悉丽莎 （《贵族之家》），熟悉叶琳娜（《前夜》），他们与屠格涅夫世界中的人物一起生活、恋爱、分享甘甜苦乐。当年的一部《青春万岁》展示给读者丽莎、叶琳娜似的中国新一代理想主义青年——杨蔷云、郑波、张世群……正象《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所描述的一样：“我们都沉醉在罗曼谛克的初恋中……恋爱中你读屠格涅夫的《前夜》，你赞叹 《前夜》对于爱情的描写是如何饱满……”杨沫以一曲《青春之歌》，继承了从茅盾《虹》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写进步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从个性反抗走上自觉革命道路。象屠格涅夫描写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六部长篇小说一样，《青春之歌》发挥着“教育小说”的作用。1982年，当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与冯骥才会面，问起冯骥才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位天津作家答道：文革期间，偶然弄到屠格涅夫《初恋》的中译本，读完之后产生一种“我应该写”的感觉。
这一切告诉我们，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不是一种局部性、暂时性的现象，比起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苏文学名家，屠格涅夫在中国读者中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屠格涅夫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屠格涅夫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精神生活中筑起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那些天性善良而软弱、情怀浪漫而忧郁的俄国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闪动着的是：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真挚厚重的乡土恋情，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极大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