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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中的这种选择不难发现，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陀氏作品的穷人主题，而另一类作品，象《二重人格》、《群魔》等所表现的二重人格、人性袭变、宗教忏悔等主题，一直受到多数中国人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它们才逐渐唤起中国译者、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1956年起，俄国文学翻译开始走下坡路。陀氏作品的翻译廖廖可数，1958年出版了种觉译的《二重人格》。
1960—1979年是俄国文学翻译，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低谷期。但海峡彼岸的台湾，俄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却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1967—1970年三年间，陀氏作品出了八种，仅次于托尔斯泰 （十二种）、屠格涅夫（十一种），其中包括重印1949年以前耿济之的旧译《卡拉马助夫兄弟》、《死屋手记》，以及没有译者姓名无法辨别新旧译作的 《罪与罚》、《穷人》、《死屋手记》等。
七十年代末期，文学在中国复苏，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重新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陀氏还是谨小慎微，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才大胆地靠近他。中国译者抛开苏联陀氏研究的偏颇的干扰，以自己的眼光重订翻译的取舍标准，《群魔》第一次得以全部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新译、再版了陀氏的六部长篇小说。大部分重要的短篇小说都有了中译本。
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陀氏世界的基本风貌终于出现中国读者面前。比起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中译者，陀氏译者的名字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比较陌生。在这些陌生的名字中，应当专门提一下耿济之。这位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俄国文学专家一生译著颇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俄国古典名著都是他最早译介的。1982年3月，耿济之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遗译 《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以纪念他为译介传播陀思耶夫斯基和其他俄苏作家作出的突出贡献。
耿济之、邵荃麟等译坛前辈为中国人进入与陀思妥耶斯基的对话行列铺平了道路。
陀思妥耶斯基，你那曲高和寡的中国知音
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通常是以翻译作品为先，评论介绍为后或同时。与众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译介在我国早于对其作品的译介。
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英国人写的论文《陀思妥夫斯基奇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从此，我国一般读者第一次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二十年代译成中文的陀氏评论寥寥无几，都是英国人写的。中国最初对陀氏及其评论的了解始于西方，所以西方人的观点对初次接触陀氏作品的中国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20年《冷眼》的中译本出版，书中所附的“记者志”是第一篇中国人写的评论，它对陀氏作了简介：作家出身贫苦，作品人道主义色彩最突出，描写是社会中的黑暗堕落面，手法擅长心理分析。
1921年，为纪念陀氏诞辰一百周年，我国报刊集中发表了近十篇中国作家、评论家写的陀氏评论。这些文章都对陀氏十分推崇，对他的作品和艺术给予充分的肯定。总观二十年代中国陀氏评论文章，特点是：注意交代生平和创作，多引外国读者的原话，或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解释、列举国外论者的不同观点，选出自己赞成的一种加以阐发。这些评论对陀氏以肯定为主，同时指出弱点，基本上是客观的。
在早期陀氏介绍评论者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评论家。二十年代中期，郑振铎在其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中指出陀氏艺术上的缺陷：粗率、凌乱、无序等，同时认为陀氏的伟大不在艺术上，而在博大精深的人道精神上。在郑振铎眼中，陀氏作品的特色正符合他编译外国文学的一贯原则，即“必须带有社会问题的色彩与革命的精神。”
蒋光慈在根据瞿秋白原稿编著的一本俄国文学史著作《俄罗斯文学》中，也指出了陀氏的缺点：文字艰涩、冗长、长篇议论不少、人物见解相似，但同时也承认陀氏的伟大在于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在于真实地反映痛苦中奋争的俄国社会，展露病态的人们和社会问题。
郑振铎、蒋光慈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中国评论者主要从文学反映人生这个角度，来认识、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四十年代，我国的陀氏研究在加强前一时期的侧重点同时，更加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没有排斥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情况下，评论界引进一些新方法，新理论，为陀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韦素园是陀氏的知音。他在为胞弟韦丛芜的《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写在书后》一文中，读出了陀氏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矛盾。读出了“地狱”的阴冷、广漠，读出了共鸣和安慰。在三十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 《罪与罚》简评论文中，这篇是出色之作。
四十年代，陀氏评论从三十年代主要集中的《罪与罚》扩大到绍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等陀氏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何炳棣的文章《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运用广义的社会批评方法，从陀氏作品的人物入手，又结合俄国人的种族、地理、气候、环境、时代等因素，归纳出俄罗斯的民族性——生命力雄厚，重视精神生活，宗教信仰浓厚，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好走极端等。该文的角度十分独到。
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陀氏评论总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具体作品评论占重要地位，总的评论水平一般化。二是西方人的观点仍有影响，但评论的方法和角度不再单一。三是主要观点继承了二十年代的审美侧重点，且有发展，更为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现实内容，但忽略了深刻的人性内容和艺术表现力。
二十一四十年代，周作人、鲁迅、茅盾、郑振铎、耿济之、韦素园、王统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在陀氏的翻译介绍与评论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茅盾、鲁迅更为突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茅盾对你的评论最多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茅盾是撰写陀氏评论最多的一位，也是对陀氏介绍最详尽的一位，但有意思的是，他最倾心的却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1922年，茅盾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发表，这是解放前陀氏评论中篇幅最长，份量最重的文章。因为中国最初对陀氏评论的了解主要来自西方，所以该文引用、介绍了西方评论者和俄国评论界的观点，结合作品论述陀氏思想的几个方面：政治思想、性善论、宗教信仰等。茅盾基于自己的理解，紧紧抓住人道主义来全面评价陀氏，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该文不仅介绍了国外广泛流行的观点，即流放西伯利亚前后的两个陀氏，而且还介绍了极少数评论家在当时的新观点，即只有一个陀氏。后一观点在今天都鲜为人知。这篇从宏观上介绍陀氏的文章代表着当时国内的较高水平，至今也没有失去它的参考价值。
茅盾的一些陀氏研究文章涉及面较广，共同特点是最终都归到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上。这与俄国文学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对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影响密切相关。作为文学研究会一员，茅盾的文学观表明，中国新文学主流的文学观是评价陀氏创作的尺度。
1935年，茅盾又撰写了评论陀氏《罪与罚》的文章。论文既肯定陀氏是爱“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又指出《罪与罚》中陀氏对现实抱的二重性态度，带有批判的意味。与茅盾以前的评论相比，这篇文章失去了广阔自如的视野和灵气四溢的思想。三十年代，茅盾提醒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要注意社会问题，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小说创作界的不足之处：我们国内创作小说的人大都是做学问的，缺少类似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创作者，所以反映痛苦、真实的社会背景的小说出不来。这也可以看作是茅盾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要求。
从茅盾所有的陀氏评论可以看出，引起茅盾关注的是陀氏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反映社会的真切，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还有出身平民的陀氏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切身体验。
从创作上看，茅盾前期作品 《蚀》、《虹》中有借鉴陀氏的痕迹，即人物幻象、直接心理剖析、两种自我意识的搏斗及其一些心理变态的表现。茅盾创作这些作品时正值二十年代后期。大革命失败，社会笼罩在黑暗的阴影中，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着怀疑感、颓唐感和幻灭感。对茅盾创作产生影响较大的是托尔斯泰，其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有所明显反映。关于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专章中详细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总不能爱”的作家
鲁迅在晚年回忆他年轻时“总不能爱”的两个作家，一个是但丁，另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如此，鲁迅仍是中国第一个对陀氏的卓越评论者。
1926年，我国第一部陀氏作品的完整译本《穷人》出版，鲁迅为它校对并作小引。与二十年代中国的大部陀氏评论不同，鲁迅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作家生平创作介绍，没有简单重复许多评论者提到的陀氏的人道主义感情、博爱思想、平民意识、社会现实等显要因素，而是抓住陀氏艺术的主要特点——显示灵魂的深，客观辩证地剖析了人类灵魂深刻探索者的陀氏，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恶。较之以往的评论，鲁迅的见解更准确、精道。从民族审美心理的内省入手，鲁迅找到了与陀氏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