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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然后齐声大笑。显然他们是在取笑我，但我却仅仅因为终于引发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沉浸在一阵暖意中。这样想着，我舀起了一大勺冰激凌送入口中。
冰激凌一入口，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通感体验。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但是可以这么跟你说：当一个人陷入了混合交叉在一起的各种不同寻常的感官所带来的痛苦，不断挣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神灵显现”的感觉，一种“我找到了”的满足感。研究超常规现象的人将其名为源自头脑中的“意识流”。一个从威廉？詹姆士处借来的词。第一口咖啡冰激凌给我带来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比以往更为深切的“意识上”反应。一个女孩的背影随着这种感觉出现了，她在薄薄的空气中徐徐组合成形，她的出现使得仍然在笑我的那几个人在我的眼中变得朦胧起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无论通过哪种感官，味觉、听觉、触觉还是嗅觉，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抽象的形态和色彩，仅此而已。但这次和以前都不同。
她稍稍侧过身，猫下身子。她身穿格子花呢的衬衫，外套一袭白色的宽松上衣，头发颜色与我的一样，是茶褐色的，长长的头发用绿色的橡皮圈拢在脑后。突然我看见她将手挥了几下，我这才看清楚她正将一根火柴灭掉，旋涡状的烟雾从她身边慢慢飘散开去。原来，她刚才是点燃一只烟。看上去她似乎是怕被别人发现她在抽烟，当她转过头来警惕地向后看时，我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她的容貌立刻使我着了迷。
冰激凌开始融化，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她开始消失。我赶快再舀起一勺，希望再“吃”出眼前的景象来，但是冰激凌还没到我的嘴边，她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就像灯被拉灭了一样。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声音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左肩上。我听到了低低的责备声，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肩上的是母亲的手，她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冰激凌王国走出来的时候，身后是一阵大笑的声浪。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为情，可当时，即使当我在向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刚见到的一切。
冰激凌事件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爸妈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藏在香烟盒里的药片。这是过去六个月的药片，他们原先还以为我已经吃进肚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的父母相信，我的“症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向着行为不良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制止和管束，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将会以几何级数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应该再另找专家来纠正我的行为，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个医生，他会使我从一个任性胡言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上，我得知了这一点，我除了默认他们的计划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在我缺乏想象力的父母想来，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每当我被环境逼得心中激愤难当时，我就开始弹钢琴，有时会连续弹上三四个小时。
斯图灵医生的办公桌位于我们这个镇子的另一头，是一懂破败得几欲坍塌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第一次是由父亲陪我去的，当父亲停在这懂看起来惨兮兮的旧房子门口时，他将地址拿出来至少核对了两遍，以确信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医生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男人，胡子已花白，戴着一副有着小圆镜片的眼镜，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互相介绍握手时，他为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定他说的是我，还是母亲对此事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弹奏钢琴的事，他和蔼地微笑着，不时地点点头。“那很好啊。”他说。
问过了我日常做些什么事情，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后，他望椅背上一靠，然后说道：“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你的父亲告诉我你有幻觉，你能解释一下吗？”
无论他怎样讨好我，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感觉。我固执地保持着沉默，然后，他做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你不会介意吧？”他拿出一包烟来问道。
我还没顾得上摇头表示不在意，他已经抽出一枝烟来点上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在病人面前抽烟，也许是这令我想起了冰激凌店里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总之他的这个动作动摇了我什么也不说的决心。当他望他那个还有一半茶水的杯子里掸着烟灰的时候，我开口了。我告诉他我“尝”到了丝绸般的质感，我告诉他随着钢琴音符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我告诉他紫色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我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向椅背上一靠，现在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软弱，我屈服于他的微笑，屈服于他从嘴角边喷出来的烟雾。而他则继续吞云吐雾，烟雾缭绕的嘴巴对我的“症状”下了诊断，吐出了缠绕我一生的一个词——共感觉。
从我离开斯图灵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医生与我的父亲谈了话，向他解释了这种显像。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的例子，并向父亲解说了这种情况在神经学上的大致原理。他还补充说，大多数具有通感的人，都没有像我这样有着多重感觉的通感，当然像我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父亲听着，不时的点着头，但是对于我的“久治不愈的病症”突然之间成为子虚乌有这个事实，他显然十分困惑。
“孩子什么问题也没有，” 斯图灵医生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些特别而已。可以将它当作是一种天赋，一种感知世界的原始方式。这种感知方式是真实的，就如同你们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样真实。”
斯图灵医生所下的断语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魔咒一样，正是它的力量将我从父母控制我的符咒中释放了出来。事实上，爸妈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我的关注。他们一向对我特别照顾，现在却发现我并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毫无价值。毫无疑问，我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我终于可以尝到自由的感觉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缺少成为社会一员的经验。惶惑不安让我变得羞怯，在公立学校的第一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只想能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朋友，但我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中学快结束进入大学后才达成了这个心愿。这种急切想与人交往的心情最终使我变得神经紧张，在言行上不知有所保留。那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中学生圈子里有什么可称的上是重要的话，那就是至今仍盛行的“酷”。你大概可想象的到，我是一个压根儿与“酷”沾不上边的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我隐退到了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我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用蜡笔和铅笔作曲中，试图再次谱写那伴随着美丽烟花、音符和嗅觉、味觉粘连在一起的乐曲。我努力练习弹奏钢琴，提高我在琴键上的技艺，不过我并无意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多年来，我的好几位钢琴老师都认为他们能将我塑造成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但我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坚持朝这个方向来教我，我就会离开他们，继续走我要走的路。没有比坐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能更令我感到害怕的了，即使这些盯着我看的眼睛里只有一双是在对我进行评判，我也会感到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常常与斯图灵医生在一起，一个月去一次，尽管他一直宣称我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父母多年的坚持和强调，在我的心里还是很难抹去这样的事实：我是一个“怪人”。
在这段时间里，除去坐在钢琴前，最大的快乐便是坐火车去附近的城市里参加当地交响乐团办的音乐会，或一些本应该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