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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tabern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圣所祭坛，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我开始阅读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阅读〃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我又在一部珍贵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手稿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那部手稿被保存在提格雷人的马格达拉要塞里。19世纪时，内皮尔元帅（罗伯特·科内利斯·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又名〃马格达拉的内皮尔一世男爵〃——译者注）率领的英军曾攻占并洗劫了该要塞。这部手稿的标题是《古代国王的历史及谱系》，其中的一段写道：
基督诞生后的331年，基督教被阿布纳·萨拉玛引入阿比西尼亚，此人原名〃弗路门托斯〃或〃弗路门提乌斯〃。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统治着阿克苏姆。基督教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之前，那里的半数居民均为犹太人，遵守着法律，另外半数居民则崇拜神龙桑多。
这里提到了〃神龙〃（或许是一切原始动物神的统称）的崇拜者，这的确很有意思。它表明，犹太教曾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惟一的国教，并且，在前基督教时代，法拉沙人也曾像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容忍许多异教信仰。
但我认为，随着武装传教的单一神教教徒（例如基督教徒）的到来，法拉沙人必定对异教有所警惕，并且曾试图放弃他们传统的宽容，因为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人看作对自己显要地位和信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克苏姆国王皈依基督教可以被视为厄兆，从此，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永无休止的残酷斗争。
布鲁斯记载下来的传说里，有许多都能证实以上的分析。例如，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强调说，法拉沙人在皈依基督教时（或者用术语说是〃叛教〃时），仍然非常强大。当时，他们宣布确立一位犹太部族的王子作为他们的国王，〃他属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