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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圣诞节过后几个星期，当博勒和沃尔斯基为听证会做准备时，洛伊斯坐下来给律所写了一封气愤且语无伦次的信，题目就叫“你们现在是不是憎恨詹森诉埃弗莱斯铁矿案了？”在信的开头，她漫无目的地描述了调查过程，谈到了自己因为不时失去知觉而不能开车，还谈到了她认为其他妇女曾说过的谎话。她写到：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常识以及更少的防御。我知道你们都失败了，斯图默使你们不敢回头，这是另一场愚蠢的斗争！好，欢迎来到根据律师规则生活的俱乐部，我1988年就来了。怯懦和说谎———最后真那么重要吗？我依然试图根据你们的规则生活。为了保护这个案件、保护妇女，有耐心、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成了心甘情愿的证人——而不是相反。你们也在这个俱乐部里，但你们能开车，见你们想见的人，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做你们想做的事情，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这个案件——而斗争。我死了但我还在呼吸，回想——偶尔能清晰的回忆起往事——但我失去了生命。
对于洛伊斯经常寄来的语无伦次的信，斯普伦格尔的反应只能是尽量不去理会，他知道她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关心，但他确实没时间。他的经验是雇佣案件中的原告，特别是因被解雇而失业和像洛伊斯这样无法去工作的人，总是容易被案件困扰。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帮助他们，但最后却不会对案子有什么裨益。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洛伊斯显然不能作首席原告；她的状态不够好，不能承受即将到来的交叉询问。尽管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准备让所有女矿工休庭之前都作完证，他们还是把洛伊斯安排在最后，希望二月份休庭之前不会轮到她。“我们知道，他们正试图让她看起来发疯了，”博勒后来回忆说，“把她安排在最后，是因为到那时，对方的问题已经问的差不多了，她受的攻击会少一些。”
同样，他们也没有让曾在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上为公司作证的妇女，也就是五年半之前曾在抗议书上签字的那些人作首席原告，因为在交叉询问阶段，她们也容易遭到攻击。黛安·霍奇和琼·亨霍尔兹曾在责任认定阶段反对原告方，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那时，凯尔要确定的是在埃弗莱斯矿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黛安、琼和其他在抗议书上签字的妇女是否因环境而受到伤害。
在损害赔偿阶段，要确定的是每位妇女是否有权利以及可以得到多少金钱赔偿。琼、黛安和其他妇女曾一度发誓说在矿上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冒犯她们，现在，这些都将会反过来对她们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2）
斯普伦格尔、博勒和沃尔斯基都知道，斯图默和戈尔茨坦将会运用他们能找到的哪怕是最细微的证据使麦克纳尔蒂相信女矿工们只是为了钱而编造她们的请求。就像在责任认定阶段的听证会上所做的那样，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将试图使法官相信女矿工们之所以作伪证是为了怕报复，其实她们的权利那时已经被侵犯了。同时，他们也知道在交叉询问阶段，如果对方不攻击女矿工们诉讼请求的虚假性的话，一定会攻击她们证言的可信度。
斯普伦格尔和博勒试图让那些最可能博得别人同情的人先来作证。开庭之前，律师们对女矿工们进行了分类。斯普伦格尔负责处理洛伊斯和朱迪的证言，博勒负责处理凯西及其他诉讼请求比较强有力的妇女的证言，沃尔斯基负责处理那些最无力的请求。被分配给沃尔斯基的那些妇女并非没有遭到和其他女矿工一样严重的骚扰，而是她们的行为表明她们对骚扰的反应不像后者那样敏感。按照性骚扰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女人们越坚强，就越难证明工作环境对她们造成了损害，也越难得到数额可观的赔偿。例如，丹尼斯·维斯尔嘴巴很厉害，她还曾经把一个曾经常骚扰她的同事的肋骨打断。“和维斯尔一样的人总共有三位，”沃尔斯基回忆说，“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把她描绘成易受伤害的女人是非常困难的。”
律师们最终决定让雪莉·伯顿最先作证。雪莉自1976年开始在矿上工作，她是直到凯尔作出判决、《梅萨比日报》上刊载了那则通知后才提起诉讼的，也只是在那时，博勒和其他律师才开始认识她。现在雪莉仍在矿上工作，由于害怕遭到同事的报复，她的起诉是非常不情愿地。在埃弗莱斯工作期间，她大都在大坑工作。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首席原告，因为她的经历尤其可怕，而且她也没有在抗议书上签字。
第一天听证会的一大早，德卢斯刮起了弥天盖地的大风雪，走完从旅馆到法庭不过一小段距离，博勒和雪莉身上早已被冰柱覆盖了。九点多一点时，高大魁梧、红鼻子的特别法官麦克纳尔蒂笨拙地走向法官席。斯普伦格尔通常都能从法庭的工作人员欢迎他的程度判断出法官是否受人欢迎，以前他对麦克纳尔蒂有一点了解，那天早晨，他注意到法庭职员和法警在欢迎这位老法官时似乎没什么热情。
麦克纳尔蒂示意斯普伦格尔开始进行开场陈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陪审团面前的开场陈述有些像演戏，其目的是尽量生动的讲述一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把陪审团吸引住，但在法官面前的开场陈述则更多带一些商业色彩。因此，斯普伦格尔的言语中并无太多修饰。他谈的第一点就是请麦克纳尔蒂裁判哪方有责任证明恶意的工作环境和情感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应该由女矿工们证明存在因果关系，还是应由公司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斯普伦格尔论证说，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既然女矿工们已经证明埃弗莱斯矿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她们所要做的只是证明和“理性的妇女”一样，她们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如果她们能证明，法律就认为恶意的工作环境是精神伤害的原因，剩下惟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损害的程度。
斯图默和戈尔茨坦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女矿工们不仅要证明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受到伤害，还要证明产生这种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环境，而不是其他。鉴于判定导致沮丧、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确切原因非常困难，让女矿工们证明她们有权利获得损害赔偿就已经非常艰难了，更不用说证明可以得到多少赔偿了。
律师们的来回交锋好像把麦克纳尔蒂弄糊涂了。当斯普伦格尔请求法庭就此事做出裁判时，麦克纳尔蒂将眼睛翻向房顶，头慢慢地前后摇晃。“这很奇怪，他好像不知道该如何裁判，或许上帝会告诉他。“斯普伦格尔在看到这一奇怪的现象之后说，而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这一场景还会多次出现。“实际上，他不知道该如何裁判，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麦克纳尔蒂明显想尽快摆脱这种尴尬，他宣布他将听取凯尔法官的建议后再做裁判。
斯普伦格尔又接着说损害赔偿问题。每位妇女应得到多少赔偿？斯普伦格尔认为每位妇女应当得到的赔偿金额取决于埃弗莱斯矿恶意的工作环境对她的影响程度，但每个人都应得到一些救济。斯普伦格尔指出可以参照法院对其他性骚扰案件的赔偿额——在这些案件中，性骚扰程度并没有这样严重、延续时间也没有这样长，每位原告得到的损害赔偿额从十万美元到五十万美元不等。但在本案中，妇女们因为在矿上工作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她们应当得到最高的赔偿额。斯普伦格尔说：“我认为，每位原告得到的赔偿应分别为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或更多。”斯普伦格尔回到座位坐下之前向麦克纳尔蒂提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徒劳的请求：“我们只是希望您能给这些勇敢的妇女一个公平的结局。”接着，麦克纳尔蒂请斯图默做公开陈述，但斯图默婉言拒绝了。于是，麦克纳尔蒂让斯普伦格尔和博勒请出他们的第一位证人。万分紧张的雪莉·伯顿走上证人席并宣了誓，以前她没有对任何同事说她参加诉讼了，但现在，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在博勒的指引下，雪莉作证说1975年，她和朋友玛里琳·格雷纳听说埃弗莱斯矿在招聘女工，那时，她是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一家衬衫厂做兼职，只能赚到最低工资。她和玛里琳都向矿上递交了工作申请也都被聘用了。来到矿上工作后不久，男矿工们就开始称她们为“阴道”或“母猪”。他们给雪莉起的绰号是“黑实验室”，给格雷纳起的绰号是“爱尔兰狗”。这两位妇女都做传输带管理员，她们经常能在工作的地方看到有关她们的乱写乱画的东西，特别是狗性交的图画，图画下面还标着她们的绰号。一些男矿工还喜欢开“马亲嘴”的玩笑：某个男矿工问雪莉是否曾见过马亲嘴，然后在她逃跑之前抓她的胯部。和洛伊斯一样，雪莉也曾在她工作的地方看到过绞刑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时，雪莉的领班是路易·霍罗谢克。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她说自己在手淫，她害怕极了，马上挂上电话。这是他要惹她麻烦的第一个征兆。以后上班时，他又把在狩猎小屋里拍摄的裸体女人的照片拿给她看，还说也准备带她去那里。一天，雪莉在控制室往传输带上装载东西，那时她正背对着门，霍罗谢克走进来叫了声她的名字，她转过身时，他却把裤子褪到脚踝，裸体站在她面前，雪莉尖叫起来，这个领班穿上裤子后就走开了。
雪莉还作证说，一天晚上她和玛里琳·格雷纳一起上夜班，她们的工作是装载火车。一列火车开走之后，霍罗谢克和另一个领班开着一辆卡车过来，让她们上去，他说他们必须去大坑拉一些设备，需要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