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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反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的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造定同时该被活理而死？宿命沦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巫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的价值的东两，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的“素富贵行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个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做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的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是那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二、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加、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劝，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惟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册《奇情·上吊·血》里。）
爸爸生在一八九九年（民国前十三年），一八九九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年；死在一九五五年（民国四十四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一九四九年），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悼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持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人天”，但在死生富贵以外，却有很强的“造命”味道，修桥、造路、施粥、济穷，这些做好事以求好报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运的。盂夫子说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不站在要倒的墙旁边），如果信宿命沦，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压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都要人躲，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样相信命可以改造，同佯不相信宿命论。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却都信宿命，这是他们又聪明又糊涂的地方。爸爸的演说里。能把这种矛盾与差异点破，可说是他的卓见。
爸爸一生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对他这一倾向，颇不以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抽样，且为我最熟悉的抽样，因此我内“举”不避，要以他为“例”了。
爸爸死后七个月，我曾把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发表在台大的《大学杂志》一卷五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里；如今快三十年了，我把它重刊出来，算是一种非世俗方式的纪念。古人说：“伤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在“故老”已失之日，“中原”的“回首”，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
“有如白水！”
《东周列国志》记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最后在渡河返国的河边，把跟了他多年的日用器材，下令丢掉。他说：“吾今日入晋为君，玉食一方，要这些残敝之物何用？”这一无情，引起跟他多年的狐偃的不满。狐偃字子犯，是晋文公之舅，也叫咎犯、舅犯，《东周列国志》写这一故事如下：
狐偃私叹曰：“公子未得富贪，先忘贫贱，他日怜新弃旧，把我等同守忠难之人，看做残敝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尚未济河，不如辞之，异时还有相念之日。”乃以秦公所赠白壁一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公于今已渡河，便是晋界，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于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壁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孤方与舅氏共享富贵，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三罪何在？”孤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于五鹿，一罪也；受曹、卫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于齐城，致触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于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几绝，心力并耗，譬之余笾残豆，不可再陈；敝席破帷，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泪而言曰：“舅氏责孤甚当，乃孤之过也！”即命壶叔将已弃之物，一一取回，复向河设誓曰：“孤返国，若忘了舅氏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昌！”即取白壁投之于河曰：“河伯为盟证也！”
这一“取白壁投之于河”、“河伯为盟证”的发誓行为，是古人向鬼神打交道的必须奉献。古人向鬼神“缴手续费”，就是用玉，为了表示真的给了鬼神，就把玉敲碎，或去到的里。这种“宁为玉碎”是很令人心疼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有的就要在鬼神有确实反应后，才真的交出玉来。《书经》里记周公之言曰：“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珪归俟尔命；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