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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我明白了，原来王先生说的回国是回你们美利那个坚的合众国啊。”
许含扑一声笑了，四个老人外加一个王国平，五个人张着大大小小五张嘴，好半天没人吭声。
一场严肃的婚姻加移民的约会就被我这个酒鬼给搅和了。走出茶楼，王国平一家三口正眼也没看我一下，许含的父亲和母亲的目光则有些意味深长。
夜风吹来，酒醒了大半，我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鲁莽。三十岁的人了，还他妈像大学时代那样冲动，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只有许含，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看样子，她可能还打算和我一块儿到哪里去喝一杯，可她的母亲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她。
分手时，王国平一家坐上车扬长而去，许含父母站在路边等的士。趁这功夫，许含低声对我说：“王哥，你不介意吧？”
我苦笑着说：“我有什么介意的呀，倒是你，把你去美国的好事给拆散了，我还怕你找我算帐呢。”
许含说：“我不想去美国，真的，不想去。”
“为什么呢？不是很多人都觉得那里是天堂吗？”
“唉，反正我不想去，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我很认真地说：“不，许含，我对你越来越不了解啦。”
“你，你呀
6、黑钱将从这里洗得洁白合法
报社上午一般没有什么事，尤其是像我这种采取无为而治的部门主任，除了记者得出去跑新闻外，我不要求编辑们都来坐班，留一个责任编辑或一个副主任值班就行了。
上午我一般去离报社两条街的德盛路华佳写字楼。这座高档写字楼里，有两间比报社办公室更高档更现代的房间，单是那张红木写字台，就足足相当于我在报社半年的工资。
这两间有红木办公桌和进口羊毛地毯的办公室，名义上，它属于斯普瑞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而我则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事实上，它背后的真正老板是胡克非。
胡克非现任鲁班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那是一个有两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
与一般的广告策划公司总是千方百计揽客户不同，斯普瑞公司只做鲁班建筑集团的广告，或者从更本质上说，成立这家公司，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做任何一笔业务，当然也没想到过要偷税漏税。恰恰相反，两年多来，尽管业务没几笔，上的税却不少，给人的感觉这是一家兴旺发达的大型广告公司。可真正到这里坐坐班的，我这个总经理之外，其余的员工只有一个，那就是负责日常工作的文秘陶小虹。
这家公司的董事大大小小有十个，除了我真正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外，其它的八个压根儿就不可能从这里分得一杯羹，百分之九十五的股份都属于胡克非。当然，胡克非用的是他老婆钟平的名义。
说穿了，这家公司之所以成立，目的只有一个：为胡克非洗钱。那些原本非法的黑钱将从这里洗得洁白合法，就像冬天的大雪能把这个灰白的城市打扮得如同童话世界一样。
我被胡格非选中委托这样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和我老婆余婧的亲戚加老乡关系。此外也和我虽然在报社任职，其实只是聘用的自由人也有关。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的机缘，比如此前我给他写的几篇吹捧报道，给他解决的几件私事小事，甚至还包括我们在酒桌上的豪爽表现。众多的原因加在一起，他前年决定干这家公司时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我。
桑塔纳又送汽修厂了，这破车早该淘汰了。我也曾想自己买一辆，可一旦想到开自己的车去上公家的班，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宁肯三天两头修车也不愿意换车。
从家里到公司写字楼的路上，手机响了起来，看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
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总有些有气无力，自从父亲去世和妹妹离婚后，她那小学教师出身的高嗓门一下子低了足足八度。
母亲在电话那头问：“小乐吗？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上班的路上。
母亲说：“你晚上过来吃饭吧，把余婧也带上。”
妹妹离婚后搬回家和母亲同住，两个大人外加一个小孩生活在一起。同在一个城市，可我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过去看看。默默一算，已有快两个星期没去过了。心中有些惭愧，忙对母亲说，好的，我一定回来。又问她，你还好吗？没有什么事吧？
母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唉，好什么，就是不好。不然也不给你打电话了，知道你忙。”
“怎么啦？你生病了吗？”
母亲说，没有，是你妹妹的事。
“小天怎么啦？她生病了？”
母亲有些欲言又止，“算了，晚上你回来再说吧。”也不等我再说话，自顾把电话挂了。
7、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
西都号称西部第一大城市，近年来，当局还提出了建成国际大都会的口号，可真要与沿海城市相比，不论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意识都拉下了一大截。惟一可堪自豪的是，市容也倒还不错，一条叫做南河的河流从城西百余公里外的雪山淙淙而来，在城中心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有水的地方也就有了灵性，这座城市看起来就有点小资们追求的所谓情调，沿着河岸依形就势的绿化带，使这座城市绿意葱笼。
和其它城市相比，西都最大的特点是休闲。大凡春天秋天和冬天，只要有阳光的下午，南河两岸众多的茶馆绝对人满为患。人们坐在盆地稀有的阳光下吹牛打麻将，从清晨到傍晚，个个都清闲得早已退休多年似的。有人说，飞机打天上飞过，如果听到下面传来一阵哗哗哗的搓牌声，那就是西都到了。
七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我和简锐、肖一民一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夜行列车，从学校所在地古城赶到西都。我们整个班三十多名同学，就我们三个人分到了西都。简锐分到西都郊区的一所中学，我分到西都一家奄奄一息的市级文学刊物，肖一民是学生干部，学校隆重举荐，分到省政府办公厅。
那时候的西都对我们来说何等陌生呀，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和一头发情的种猪有什么区别。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火车北站，明亮的阳光陌生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背着包袱，就那么毫无准备地出现在了西都街头。
三个人里，我和简锐的心情都有些灰暗，尤其是简锐。肖一民内心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他如愿以偿地进了政府机关。但既然我和简锐都有不得志的落寞，他也只得陪着我们唉声叹气，好像省府办公厅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大机关，而是乡下的一家养鸡场。
三个人在火车北站广场边找了家小馆子吃早饭，一人一大碗面条。吃着吃着，垂头丧气的简锐拍打着如同临时政府一样摇摇欲垂的小饭桌：“老板，拿三瓶二锅头。”
肖一民忙制止他：“简锐你发什么疯，早晨还喝酒？一会儿得到单位报到呀。”
我说：“喝吧，管他妈报什么到，一会儿分手之后，大学生活就算彻底结束了，好歹咱们同窗四年，就是喝个烂醉，大不了到广场上和那些民工挤着睡半天得了。”
老板屁颠颠地端来一盘油腻的猪耳朵，一碟色彩可疑的油炸花生米，以及三瓶二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
小饭馆里都是些忙着吃了早饭去上班的西都人，他们在一旁好奇地听着我们三个人的外地口音，再看看我们居然大清早地捏着瓶子喝酒，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喝着喝着就刹不住车了，尤其是简锐。他心里不爽，只是要喝。老板在一旁拿了两次酒，他还在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肖一民有点着急，酒便喝得慢了。我呢，舍命陪君子，再说，我也不痛快，喝就喝吧。
这顿酒从早上六点喝到了上午十一点，简锐和我都醉了，只有肖一民打了埋伏，把属于他喝的酒偷偷地藏了两瓶。他是清醒的。他把我和简锐分别送上各自该乘坐的公交车后，这小子到广场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他不愿意报到的第一天就让领导闻到身上浓浓的酒精味。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足以在官场上混下去。
我头重脚轻地找到了那家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