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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先驱。有些伟大的先驱带领人类走向了光明，有些邪恶的先驱带领人类走向了灾难，而更多的先驱因为过于陶醉在自己的领先优势中，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历史作用，仅仅被作为疯子而留下笑柄。
历史老人是迂缓的，文明进步是迂缓的，人性迁善是迂缓的。想改变这种本性、加速这种步伐的人，并非真正的先驱，而仅仅是逆天而行的愚人。历史对这种愚人的唯一教诲，是一句心平气和的老生常谈：欲速则不达。只有顺从历史的自然本性的人，才能推动历史前进，或者阻止历史倒退。耶稣说：在前的将会在后，在后的将会在前。先驱们，悠着点！
四 媚俗的事故
俄国有个作家叫高尔基，他赞成十月革命，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文豪。高尔基有个弟弟高尔础，他害怕革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住在上海的租界里，做了白俄。在上海的租界里，有一个革命作家，他的笔名叫高尔雅。
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高尔础，与中国的革命作家高尔雅，互相并不认识。
俄国人高尔础认为，自己是个高雅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文化的栋梁。而高尔基是个媚俗者，他高尔础要批判所有的媚俗者。
中国人高尔雅认为，自己是个真正高雅的人，是社会的真正基础，文化的真正栋梁。而所有批判媚俗的人也是媚俗者，他要批判所有的批判媚俗者。
江南的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是很雾数的。雾数到什么程度？你必须天天带着伞出门。但是否会下雨，你根本无法判断。太阳当头，转眼就会下雨。乌云密布，偏偏整天没雨。所以常常会这样，两个人同时在同一条路上走路，却有人认为正在下雨，有人认为根本没有下雨。周末那天，高尔础和高尔雅都带着伞出了门，两个人都走在霞飞路上。只不过他们走的方向相反，而且高尔础认定正在下雨，所以他打着伞。高尔雅却认定没有下雨，所以他不打伞。高尔础和高尔雅越走越近，打伞的高尔础发现高尔雅没打伞，感到自己非常落伍。没打伞的高尔雅发现高尔础打着伞，暗暗羞愧自己老土。两人佯装镇定地用目力的余光悄悄打量对方，擦肩而过。
奇迹立刻发生了——打着伞的高尔础，收起了伞。没打伞的高尔雅，打起了伞。
媚俗就这样产生了。媚俗是超越民族的，不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媚俗也是超越政治的，不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
媚俗与打伞无关，也与不打伞无关。媚俗就是媚俗。
五 装疯卖傻的事故
“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傻子。”这恐怕是中国人最通俗的戏剧理论了。通俗虽然难登大雅，贻笑大方，但却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投入说”和布莱希特的“间离说”更深入人心，不妨称之为“疯傻说”。
不过中国人历来是藐视理论的，顺口溜式的理论只是在用得着的时候才会有口无心地在嘴上溜它一溜，所以演戏的没有因此而停演，看戏的也没有因此而罢看。因为老于世故的人心底雪亮：疯的并非真疯，傻的未必真傻——不过是装疯卖傻而已。
装疯也就是“佯狂”，佯狂是国人避害远祸的祖传法宝。但佯狂有高人气，有道长气，并非每个人能学得来的，正如不是每个人都精于演戏一样。况且佯狂难免有些狂气，即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过佯狂者决非有进无退，他必须进则狂，退则奴。进退之际的分寸极难把握：一味冒进狂放，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如孔融、嵇康、李卓吾、金圣叹之类。金圣叹自称曾听到孔圣人赞叹他的才气，依我看圣人是悲叹他的奴气不足，已去死不远。但一味自轻自贱，又不成其为佯狂，只是十足的小丑、弄臣和奴才。要对上则奴体投地，对下则狂气冲天，如东方朔然，才是分寸拿捏到家的佯狂。但东方朔是“半仙”，狂气之外兼有仙气，更不是凡夫贱胎学得来的。何况即便得其真传，也不过一介狂奴而已。
装疯既然高不可攀，只好卖傻。幸亏卖傻相当简便易学。时下常能在街头见一些男女，喜滋滋地把“难得糊涂”的徽章别在以前佩戴宝像的地方，足证卖傻之风行。但我疑心，只有具绝顶聪明、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那号人，才配说这句话。而业已糊涂透顶之我辈，实在没有资格以此作为座右铭，除非故施空城之计，借此藏拙遮丑，冒充机灵。可惜这种伎俩在明眼人看来，依然活脱脱一个大傻帽。
但真疯的装不了疯，真傻倒比假傻更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算不得伪劣产品，于是如今大大小小、专业的业余的戏子们卖傻卖出了好价钱，东方朔的朔风吹到现在，居然也有了王者气象。时不时地端一筐不咸不酸的俏皮话，扯个淡，一哄而笑，一哄而散也么哥。
天道轮回，卖傻让演戏的占了去，看戏的倒有些无所措手足了，但中国独多的是看客，哪怕看杀头也一样的兴高采烈。曾有一个矮子站在人群背后跟着笑，有人问他：“大郎，你笑什么？”矮子说：“众人所笑，定然不差！”
六 操作的事故
昨天拜访批评家刘先生，他劈头问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刘先生素以刁钻刻薄著称文坛，我唯恐他诱我上当后再狠狠地嘲笑我的落伍，所以不敢贸然回答，仔细想了想后，我自以为非常周全地试探道：“国际文化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国际政治格局是后冷战时代，国内文化是后五四时代，国内政治形势是后新时期时代。不知你指的是哪一个？”刘先生大笑：“士别三日，连你这老实人也变滑头了。但你滑来滑去，总算还在点子上，突出了一个‘后’字，可谓深得吾心。但我们先不说这个。喝茶喝茶！”
润了润喉，刘先生又说：“我再问你，男人干‘那个’用哪个字？”我被他弄得莫明其妙：“什么这个那个，刘先生你跟我打什么官腔？”“谁跟你打官腔？”刘先生突然用中指做了个手势，“我说的是那个。”我顿时胀红了脸，以为刘先生又在戏弄我了。但刘先生竟极为认真地紧追不舍：“你说，男人干这个用哪个字？你别怕，就咱俩私下讨论讨论，你也结过婚了，有什么可害臊的？现在没结过婚的都不害臊。咱俩今天要是讨论出什么学术成果，你也享有这个新术语的发明权。”我一听就乱了方寸，我找刘先生正是为了请他提携提携，帮我鼓捣个新名词出来，也在批评界露露脸。我心想不能辜负了刘先生的好意，要是他成心戏弄我，我只好以被戏弄为代价来争取他的下一次好意了。于是我横下心来，咬咬牙道：“是不是‘我操’的‘操’？”刘先生大喜道：“哈，我操的操！忒对了。老弟你真是可造之材。这个字是标准答案，该得满分。这问题我已问过不少人了，都答得似是而非。第一个问题都答不利索，我就不必再问第二个问题了。但可以问你，也只有问你。”我被刘先生夸得飘飘然又没着落，深怕回答不出下一个问题让刘先生失望。
刘先生见我心神略定，喝了口茶又问道：“你知道女人干这个用哪个字？”我想了想答道：“这个字在汉语里没有。咱中国几千年来一向是老少爷们乾纲独振，所以只有男人用的字，没有女人用的字。虽然有个‘奸’字是女旁，但汉字在古代是从右到左书写，所以‘奸’字是‘干女’而非‘女干’，强奸是‘强干女’，而非‘强女干’。”刘先生笑得把一口茶喷了出来：“果然孺子可教，比我的见解精辟。但你要知道，现代人写字已经改革为从左到右，所以已经可以‘女干’了。我问你，‘女干’到底用哪个字？”我说：“改革后的汉字里依然没有，但如今女人也在口语和文章里大胆谈论那档子事儿了，甚至比男人还津津乐道。她们当然不能用男人专用的那个‘操’字，她们借了个洋词，叫‘作爱’。”刘先生一拍大腿：“太对啦！男人操女人作，如今是操作主义时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讨论结果。当然，这个新名词的专利权完全属于你，我决不掠美。恭喜恭喜！”我心想靠这个成名不是欺世盗名吗？于是我忿然道：“不不不，刘先生，这场专题讨论会完全是由您一手把舵的，还是您自己享用这个专利权吧。我可不敢领教！不管男干女干，要我靠这个那个混饭我可不干。”刘先生正色道：“老弟，你不必跟我客气。其实我也不肯完全出让这个新名词的。我把‘操作’的专利权让给你，自己并不吃亏，我只要用老办法，在操作前面加个‘后’字就照样能在学术界领先一步了：即将到来的时代，是‘后操作主义时代’。”
七 制服的事故
“制服”这个词，不说词性，不在有上下文的具体语境里，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用做名词和用做动词，意思很不一样。比如说，“他穿着制服”和“他被制服了”，意思就大相径庭。
如果是名词，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因为穿制服的人，代表某种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代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制服是制度的象征，更是这种制度的力量的象征。所以警察穿警服，士兵穿军装，法院、海关、税务局的人都有制服，都很神气。穿上警服，表示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穿上军装，表示在保卫祖国；穿上法官制服，表示在秉公执法；穿上海关制服，表示不许毒品走入和文物流出；穿上税务局制服，表示不许偷税漏税。就此而言，名词“制服”与动词“制服”并非毫不相关：穿制服的人都具有某种力量，穿制服的人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去制服不尊重甚至藐视这种力量的人。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穿警服的人知法犯法，穿法官服的人贪赃枉法，穿海关制服的人与走私贩毒者勾结，穿税务局制服的人对偷税漏税者眼开眼闭，那就说明，穿制服者虽然有权制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力量的人，但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