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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试看有些名家，至今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仍“理直气壮”，如何能有忏悔的心动？总而言之，“忏悔”虽在个人之中，但一定要在个人之上获得超个人的审视的眼光。否则，连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在“忏悔”，更不会知道“忏悔”为何物。所以，真正的“忏悔”，即便你不说出来，你仍然相信自己被公认的他在审视着，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冒犯的。正因为如此，有“真理”的理性主义者和无信仰的虚无主义者一样，都不会“忏悔”，也无法“忏悔”。
中国人虽不信仰超验的“神”，也不真信仰形而上的“普遍原则”，“良知”或“良心”还是相信的，所谓“天道”也只在“良知、良心”的“人伦”化基础上被相信着。日常用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凭良心”就是“天道”被“良知”了的语言“化石”。它可以作为“忏悔”的依据，但只能起着“弱作用”，因为在复杂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环境中，“良心”、“人心”很容易滑向“个人之心”，不一定是你有意为之，而是你无法分辨。这也是我们“忏悔意识”弱而“实用意识”强的原因。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维系主要不是靠“神权与忏悔”的超验紧张，而是靠“血缘与良心”的经验直观。
二十世纪的工具理性化（包括意识形态“真理”）及其战争形态和非战争形态的“灾难”，既破坏了西方的信仰，更破坏了中国的信仰。在“不忏悔”或“不用忏悔”的否定意义上，中国和西方已然都在“全球化”中了。
因此，今天即便因具体的道德危机而需要“忏悔”，也决不能简单启用传统的“忏悔”形式，或动用基督教的“救赎”，以为读几遍《圣经》就能“忏悔”了，或动用儒教的“良知”，学一个孔夫子的“我欲忏悔斯忏悔至矣”，没那么方便的事。除了我们每个人拖着有罪的历史，现实中还塞满了假正经的观念、生存攸关的利害以及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对于没有忏悔“习惯”、没有忏悔“氛围”的我们，即使你想忏悔，也未必忏悔得了的。
我想说的是，今天的我们，已然处在“忏悔”的悖论中：“没有信仰不能忏悔，没有信仰必须忏悔”。这个悖论中隐含着一种希望：“在忏悔中乞求信仰，在信仰中启示忏悔”。
为此，“忏悔者”至少应有三种准备：
（一）
我意识到自己的罪责与承担吗？
（二） 我是否能够清算“自以为是的真理”和“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
（三） 我是否能够找到或接受新的信仰方式？
上述三点，不是时间与逻辑同一的关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切入点。比如我，几乎是从（二）切入，进到（三）后，才开始清醒（一）。
这里不是展开三点的场合。但我可以借“文革”一例稍作演示。
王是我在文革中结识的朋友。八五年，王偏瘫了。他极度懊伤。我把他接到家中住了半月，想在交谈中劝慰他。他说了一件事。
六八年春，晚上九点多钟，我同“二司”的小魏去看刚从北京回来的老宋。谈得正欢，突然闯进来五个人。两个站在门口，两个把老宋带进里房，一个自我介绍并检查我和小魏的证件。我当时的身份是“市工代筹”代表，小魏是武邮学生但证件是《长江日报》记者。我站起来大声说：“老宋，我和小魏先走了。”说完就带着小魏向门口走。两个人想拦住，被检查者制止：“让他们走吧。”
第二天我去看老宋，他爱人说昨晚他们是来抄家抓人的，“当时你不该走，你可以阻拦他们。”我说了我不能不走的原因，“小魏不能牵扯进去。”
四个月后，老宋跳楼逃跑摔断了腿，又被斗得死去活来，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我去看他，说“我不该走的。”他摇了摇头：“没用。”不久，老宋死了。八三年平反，才弄清楚，仅仅因为老宋去了北京，怀疑他参加了“北航黑会”。
这件事一直卡在我的心里。我当时离开，表面是为了小魏，实际上是我害怕了。而且这种怕，还不是怕牵扯到“工代筹”中去不利于我和组织的处境，小魏和老宋当时都是“神秘人物”。这怕，几乎纯粹是当下生理性的。我弄不明白，我这个人内心怎么这么胆小。结果，老宋死了，我也关起来。在劫难逃。关在里面，我才发觉，真正使我难受的，是老宋的死。不管我的阻拦有没有用，我做了，今天就不会后悔；不做，怕，无论对朋友对自己，脱不干净的是卑鄙、胆小、自私，甚至，老宋的死，也有我的出卖、推卸或逃避……
老宋的爱人和孩子后来见了我都客客气气。我知道，她们不说，心里是怨我的。我也怕见她们。直到我发病了，她们一家才来看我，我反倒很坦然，报应把我们扯平了。
我已记不得当时的劝慰，除了说些“别言重了，老宋的死不能怪你”之类，我能劝慰什么？
王给我们提供的无疑是一个认真“忏悔”的形象。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司空见惯了，换其他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他和宋的私交并不是很深，也没有特别的派性关系，他完全可以不如此承担责任的。但王却看得很重，因为这件事确实触动了他内心深藏着的怕，而表面上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沉着无畏的。
作为现代中国人，王能“忏悔”到这个份上，已属不易。但仔细想起来，它算什么类型的“忏悔”呢？超个人的审视眼光从哪里来？使用的是什么言语？触及而定性的罪感是什么？更不用说后续的承诺与期待。
一片混杂，但却真实。
八六年，王也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允许我引证他，允许我引证一些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如果你不被关，如果你不发病，它仍然有这么重的分量吗？”
“会是一件事，但可能就压在心底了。平时忙起来也顾不上它。”
“这么说，你是在‘劫数’、‘报应’的启示下才有更深的忏悔的？”
“可能是吧。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时间、才有契机进入最内心的反省……啊呀，你逼着我正视一个事实，你肯定早想到了，你认为我是在功利心的驱使下忏悔的？”
“没有，真的没有。”
“不要骗我。或许我真的是这样。我是为了我的病好，就像我四处求医求药，我也在内心翻遍自己的罪过，检讨、忏悔，许愿，乞求宽恕。我把忏悔当作与冥冥者交换的礼品了。”
“我真的没这么想。我只是从你的用语中感到了某种我不能确定的倾向。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劫数报应’，还是一般说说。”
“是很糟糕。一场病把我变了，变得迷信。即便我信神，也是完全实用的目的，为了把病治好。要是病真治好了，我可能信神，也可能不信神，多半不信神。糟糕就在这里。”
“我关心的仍然是，你对老宋的死有很深的内疚，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只会从老宋的死引申出社会批判，当时是派性批判，今天是文革批判，或许它是掩藏或转移内疚的最好办法，自欺就是这么完成的。而你却敢于承担罪责。许多问题上，你和我的取向常常有这种外向内向的差别。所以你写小说，我做社会学。”
“别用损自己的办法安慰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一站起来我就感到了，我知道我是因为怕才站起来要走的。虽然也意识到带走小魏的理由。第二天去看老宋已有预感，已有愧疚，只是不承认罢了。后来老宋出了事，最后死了，内疚才一步一步变成摆脱不掉的罪责。”
“你是说，它最初就在一种直觉中，无须借什么理论反省的。”
“怕，我怕了，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不仅在场，而且出场了，这是自己无法骗自己的。要装正经也是后来的事。”
“可能你太敏感了。有的人，比如我，训练有素的意识常常会成为本能情绪的合理武装。也就是说，情绪一出场就已经是有意识的面貌，所以不那么容易察觉本能显示的怕。这也和你平素为人坦荡具有直觉的良知容易自我面对分不开。我的反省总是事后特别是遭受了挫折才开始的。要忏悔，恐怕还得先用理论解除理论，即解除我已习惯了的意识武装，就像‘文革’中的人必须剥掉‘文革’的武装一样；还不够，还得借一种眼光，才能看清自己的罪。我不知道这种眼光，单凭良知够不够？历史上最讲良知的王守仁，杀起农民军来从不眨眼的；现实中，为了革命的利益，饿死再多的人，也损害不了伟大本质的一根毫毛。本质或真理，要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免不了牺牲，甚至无辜的牺牲，难道能因此牺牲而葬送或放弃革命的理想吗？你看，良知的小道理要服从历史必然性的大道理。许多事情，恐怕是良知直观不了的，就像康德的‘崇高’是知性直观不了的一样。所以今天才迫切需要一个任务，那就是，撕掉真理的面具。”
“结果是再换一个真理，换的总是最好的。”
“那就清算真理本身。”
“不要真理，如何知道是非好坏善恶？如何知罪改邪归正？”
“不是不要真理，只是不要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独断形式。有两难，才有另类选择。不然就会永远重复下去。”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 彭明道
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