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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重刑，林育英均用沉默作反抗。
这两次重刑，也使他的内脏和神经受到很大的损伤。他的身体极度虚弱。
他回到狱中苏醒过来后，咬着牙对难友们说：“我们虽因叛徒出卖被抓，敌人却没有拿到我们的真凭实据，只要大家统一口径，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我们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完全可以争取无罪释放。”
日军没有在林育英身上捞到任何东西，很不甘心。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决定对林育英再次用刑。
这一天早饭过后，一群日军匆匆来到审讯室。这次审讯，仍是第一次审讯的那个日军军官。
他见林育英笔挺挺地站在面前，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怎么样，这次该愿意说真话了吧？”
林育英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日本鬼子，不予理睬。
日军军官见林育英不理他，又大声问道：“我讲的话，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林育英开了口，眼睛却不看他。
“你今天如果承认是共产党，并承认所任职务，同时交待出哈尔滨、沈阳、抚顺等地的共产党员，我们马上放你出去。”
“我不是共产党员，无法交待出你所要的那些共产党员的情况。”
“他妈的！”日军军官发火了，“你这个共产党头目，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们，想不想活下去？”
“想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快交待问题呀！”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问题交待。”
林育英话音一落，日军军官指着林育英说：“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交不交待问题？”
林育英也再一次肯定地说：“我没有问题交待！”
日军军官恼羞成怒，向站在旁边的打手吼叫道：“把这个家伙吊起来打！”
打手们用绳子捆紧林育英的两个手指，然后将他吊起来。林育英痛得大汗直冒，仍坚持不开口。
过了两分钟，林育英又昏过去。日军将他解下来时，两只手肿得像棉手套那么大，连饭碗、杯子都不能拿。吃饭、喝水全靠狱中难友们喂。
日本鬼子见他死不招供，对他毫无办法。
过了几天，日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布判他5年徒刑。他是同案中判得最重的一个。不久，日军将林育英转到沈阳“模范监狱”，并将他当作“大人物”关在条件稍好一些的“信”字号牢房。
1931年11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赵毅敏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林育英在狱中得到这一消息，心里很难过。
赵毅敏在狱中受过多次刑，仍坚贞不屈。林育英马上通过秘密通道，给他递去纸条，称赞他是“好样的”，并告知狱中有叛徒，要提高警惕。
林育英还告知赵毅敏，“模范监狱”中有孝、悌、忠、信4个监号。其中“信”字号是板炕，每间只关6个人，比其他监号的条件要好些。为了便于统一领导狱中难友与日军进行斗争，希望他争取到“信”字号来。赵毅敏接到林育英的信后，更坚定了信念。他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地与日军进行斗争，要求到“信”字号，日军借故不让他去。
足智多谋的林育英决定采取新办法，迫使日军让赵毅敏转到“信”字号。他想的办法是：将狱中的许多黑暗内幕写在纸条上，再转给赵毅敏。告知狱中的看守经常敲诈犯人，要求到“信”字号的犯人往往要花钱行贿，有人为进“信”字号，一次要花数百元钱。
林育英还对他讲，要利用写“呈子”的机会，把狱中的黑事写进去，揭露狱方看守人员的贪污行为，那些看守人员一看到“呈子”上有揭发他们问题的内容在里面，心里就害怕，对犯人的要求必然要作些让步。
果然，赵毅敏的第一份“呈子”写出去后，看守人员害怕了，不敢将“呈子”往上交，并迫不得已地同意将赵毅敏转到“信”字号牢房。这一回合，林育英、赵毅敏获得大胜。
日军这次输了，心里当然不舒服。
为报复赵毅敏，他们在从不上锁的“信”字号上突然上了锁，使“信”字号的难友失去了自由，甚至上厕所也要打报告，日军此举，给难友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狱中的党组织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林育英。林育英马上与赵毅敏取得了联系。他指示赵毅敏：日军既然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进行报复，可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斗争。赵毅敏根据林育英的意见，马上在狱中召集党员开会，商量对付日军的新办法。
会议一开始，有的主张在狱中呼口号，有的主张用不断出外大小便的办法迫使敌人疲于应付，放弃上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
难友们根据狱中党组织的安排，统一行动，一会这个要解大便，一会儿那个要解小便。那些看守们刚打开这间房子，又要去开那间号子的门，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
监狱长见几个看守难以应付，马上召集他们开会说：“这些家伙是‘邪种’，得罪不起，门再不要上锁了。”
难友们又取得了胜利。
看守将锁取下去时，难友们高兴得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林育英见战友们那么兴奋，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计划下一步的斗争是：设法早日出狱，投入新的战斗。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18节 营救出狱赴苏联
1932年初，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林育英出狱。
根据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再调他去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
1933年1月，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同时还担任驻赤色
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考虑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懂俄文，又曾去过苏联，决定派他与会，并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月下旬的一天，他从上海乘船离开中国。
2月下旬，他到达德国汉堡，受到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王炳南的迎接。随后，他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前往德国首都柏林。
2月27日，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戈林为陷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一手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
火案发生后，德国法西斯大造谣言，说这次纵火案是共产党人干的。他们还出动大批军警，在柏林大街上横冲直撞，抓捕共产党人，24岁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被抓，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台尔曼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季米特洛夫等也被逮捕。
林育英在柏林听了王炳南的介绍，对希特勒的卑劣行径极为愤怒。为了了解案情真相，他决定到柏林国会大厦前去实地察看纵火案真相。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他来到了国会大厦。
这时，数层大楼的国会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厦周围的居民纷纷扶老携幼，背着行李外逃。
看到这一情景，林育英心情十分沉重。他想：这起有目的的纵火案说明，今后国际共产党人的斗争之路相当艰苦、复杂。回到住地，他将见到的纵火案情况作了笔记，以便日后向共产国际汇报。
他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化名李复生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2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聆听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而统一斗争的任务》的报告。
在莫斯科期间，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一起交谈，讨论国际工运和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他敏捷的谈吐，对各种问题的深刻见解，受到季米特洛夫的赞扬。
在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他学到不少新东西，还做了许多笔记，决心把所学到的新知识运用到中国革命中去。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19节 肩负重任返祖国
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
中国是反法斯的主战场之一，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迫在眉睫。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
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决定派一位同志提前回国。
那时，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蒙古3条路线。东北被日军占领，走不通；从新疆到内地路途又太远；只有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也不好走，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性很大。此外，在蒙古这条线路上，有很多关卡，一片纸、一封信也不能带，文件只能装在脑子里。
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共产国际认为，回国的人只能走蒙古这条线路。
共产国际还考虑，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多方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
季米特洛夫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季米特洛夫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坚定地说：“我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困难，保证完成共产国际交给我的这一特殊任务！”
林育英决定装扮成回国的商人。他在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