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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南打开一看，是北京朋友黄晓峰寄来的。黄晓峰是林育南在北京结识的一位进步青年，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在这封信中，黄晓峰将北京近段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希望林育南在武汉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林育南看完这封信，心里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封信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便将它贴在中华大学校门口的“揭示栏”上。果然，黄晓峰的信一贴出来，学生纷纷围拢去看。有的学生看了信后，咬着牙痛骂北京卖国政府的无能，还有的学生当场呼起了反帝反封建口号。
没过多久，林育南张贴的这封信被校监余家菊知道了。他感到这是大事，马上跑到校门口查看。
余家菊是湖北黄陂县人，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心理学和哲学，是“国家主义派”的首领之一，一贯仇视学生的进步运动。他见许多学生正围在校门口的“揭示栏”前看黄晓峰的信，气愤地跑拢去质问正在看信的学生：“这封信是谁贴的？”
学生中无人理他。
余家菊又提高声音问：“这封有问题的信是谁贴的？”
站在门边的林育南见余家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到余家菊跟前说：“是我贴的！”
余家菊已与林育南交过几次锋，深知林育南是个厉害角色。不过，他是校监，林育南是学生，他仍要摆出校监的架子，用命令的口气说：“这封信的内容宣传过激思想，煽动学生闹事，不能张贴在这里，赶快揭下来！”
“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林育南针锋相对地说，“我认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行为，是教育青年学生爱国的好文章。”
余家菊气冲冲地说：“我再说一遍，你快把这封信扯下来！”
“肯定不扯！”
“你……”余家菊气得五脏生火，七窍生烟，两手不停地颤抖。
在场的学生都站在林育南一边，反对扯信。还有几个学生齐喊道：“我们要看这封信！”
余家菊见林育南一点也不怕，又见学生们都不支持他，便变换面孔，望着林育南说好话：“你把信贴在这个显眼的地方，看的人又多，同学们不安心上课不说，还要上街闹事。我是校监，学校出了乱子，对我不好。”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余家菊又说，“王督军和官厅如果知道有煽动学生闹事的信贴在中华大学的校门口，必然要追查学校为什么不管。他们一追查，我的校监地位就有危险了，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信扯下来吧。”
林育南听余家菊这一说，心里气炸了。他鄙视地瞅了余家菊一眼，厉声质问道：“是国家主权、人民利益重要，还是你的校监地位重要？”
余家菊被问得哑口无言，两眼死死地盯着林育南，恨不得马上将林育南抓起来，然后再狠打一顿。他见“揭示栏”前的学生越来越多，心里想：不能让这封煽动性很大的信贴在“揭示栏”前，便一爪子把信抓了下来，然后将信撕碎。
林育南不服气，拦着余家菊不放，要与余家菊讲理。余家菊使劲甩开林育南，拔腿就跑。
在场学生很气愤，要去追打余家菊。林育南很理智，觉得追打他不妥，劝阻同学们不要去，以后再找机会与他评理。
后来，同学们将撕碎的信捡起来拼好，再次贴到“揭示栏”上。余家菊虽然知道此事，因怕触怒学生而引发学潮，再不敢扯了。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3节 惨案发生不退却
林育南与恽代英在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深深地感到：要把武汉地区的学生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跨校的学生联合会，由联合会来领导全市的学生运动。
5月14日下午，恽代英与林育南在中华大学召集部分学生代表开会，商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有关问题，会上由林育南执笔草议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章程》。章程共9章14条，与
会人员一致同意将这个章程提交下一次各校代表会议讨论。
5月17日下午两点，武汉地区20所大中学校推举的数十名学生代表陆续来到中华大学，商量组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问题。恽代英、林育南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与会代表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正式组建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林育南因在前一段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推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5月18日，为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武汉学生联合会决定组织全市3000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19年5月20日的《大汉报》，对林育南等人的游行示威作了如下报道：
下午1点钟，武汉各学校学生陆续集齐阅马场。至1点半，阅马场已集3000人。
1点3刻钟，由阅马场动身，首为高等师范，次则一校接一校，中华大学列于队末。
行经武昌路出府院街，经察院坡至司门口，转长街至督军署，转保安正街，穿大朝街复至阅马场。
他们一面游行，一面由各校代表散发各种油印传单，暨联合会简章与宣言书等印刷物。所有传单多系亡国惨语及游行主旨。
各校学生每人用纸或用布书“争回青岛”、“还我主权”、“同仇敌忾”、“不做亡国奴”等字样，高举手中，飘扬空中。
林育南与中华大学的南芝农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俩一手举着小旗，一面带领大家呼口号。
此后，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林育南又多次召集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中华大学举行秘密会议，研究行动策略和方案。
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震动全国，也使湖北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反动军阀王占元害怕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数次与其心腹密谋破坏、扑灭武汉地区蓬勃发展的学生爱国运动。据1919年5月8日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报道，督军王占元与湖北省省长何成浚还达成协议，下令武汉地区各学校取缔、禁止一切集会，并派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加强警戒，令宪兵营长贾起鹏加强巡防，舰长袁春富负责抽查户口，取缔夜渡，并与沿江保安队及水巡舰艇在江边进行联防。
王占元的命令，引起武汉地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学生集会、游行不是闹事，军警不应阻止、破坏。为表达学生的意愿，5月28日，林育南代表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的5959名学生起草了一封给王占元的公开信，阐述学生运动系爱国行为，理由正大。学生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并不妨害社会治安和秩序，呼吁他和省政府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王占元吃了扁担横了肠，毫不理会学生的呼吁。他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不许林育南他们开展反帝反封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民主运动。因为他与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系一丘之貉，一反帝国主义，等于反了他。因而，他们对学生运动恨得咬牙切齿。
为防止学生将反帝爱国民主运动扩大，王占元下令教育厅召集省城高等专门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第一中学、勺庭中学、启黄中学、农工实业学校等校长开会，策划防止学生运动扩大的办法。
这次会议作了如下3项规定：
1。凡认为煽动印刷品类一律严禁阅看；
2。严密稽查在寝室或自习室关于此事的会议，如经查出立即阻止；
3。东京、上海、北京各处寄来的信须认真检查，如涉及此事应予销毁。
此外，军事当局还在武汉各交通要道，加派了军警，晚上10点以后停止交通，严禁行旅，不准学生上街向行人散发传单，也不准学生游行、集会。
当局认为，他们采取了这些严厉措施后，学生再难以动弹。
林育南与恽代英认为，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阻挠与破坏，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当局愈阻挠，学生愈应反抗和斗争，并持续不断地组织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5月30日，林育南召集汉口青年会各校代表开会，决定6月1日举行罢课，各校学生全部走上街头，一面游行，一面向群众进行演讲。会上，各校代表还作了宣誓，并就罢课、游行的有关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
6月1日，细雨纷纷。
督军王占元、新任省长何佩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武汉各大中学校，以防学生外出游行、示威。其中，林育南所在的中华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加派了游巡保安队，进行重点防范。
各校的游行、示威原计划12点出发，由于下雨，延至下午1点。
各校大门被军警守住，游行学生无法出来。
强暴阻不住正义，武力征服不了人心。具有爱国热情的各校学生为按预定计划上街游行、演讲，有的逾垣而出，有的毁墙冲到街上，有的与军警搏斗强行往外冲。
荷枪实弹的军警见难以阻住学生，便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高等师范的陈开泰被军警用刺刀戳穿大腿，左小腿、小腹也多处被刺，伤情严重；文华两名学生被第四署的巡警用刺刀戳伤胸部和右手；血流如注；第一中学范贻甫和甲种工业学校涂光祖的腰部也被第四署的军警击伤，两手被刺刀挑伤多处；私立政法学校李克振、程鹏、刘宏勋，湖北中学张万胜、熊利平等20余人在街上演讲时，被警方抓住关进了左旗营中。
这一事件，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六一惨案并没有吓倒进步学生。林育南等学生领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榔头对锤子，狠对狠。他和其他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一道，一面通过各种关系，抢救伤员，要求军方释放被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