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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陈毅也在1929年9月1日写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赞扬大柏地战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斗”。
1933年夏，毛泽东重到大柏地。他抚今追昔，对当年的大柏地一战记忆犹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菩萨蛮·大柏地》一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又挥师北进。
3月14日，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二十八团与红三十一团紧密配合，又在福建长岭寨打了漂亮一仗，歼敌两个团的大部，缴枪500支、迫击炮3门，将追击红军的敌旅长郭凤鸣当场击毙，并攻进闽赣边界重镇汀州城。汀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人口较多，文化、经济比较发达，部队进城后，官兵们的武器、衣着、生活均大为改善。
有趣的是，红二十八团还在城内一国民党军官家中还搞到了一批高档纸烟，林彪知道毛泽东喜欢抽烟，马上派人送了几条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好纸烟，喜不自禁，边抽边笑着说：“这是林彪送给我的最好的东西！”
在这几次战斗中，红二十八团战绩突出，毛泽东、朱德对林彪更看重了。
在汀州，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对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为林彪、党代表为陈毅。特务营和独立营编为第二纵队，红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
此时，林彪还未满22岁，是红四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司令员。
第三部分 林彪——葬身异国的军事家第78节 怀疑红旗不长久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瑞金又一次会师。
两支队伍几经曲折走到一起，官兵们甚为喜悦。
这时，毛泽东、朱德收到2月7日《中央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中央的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
中国农村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中国工农红军在农村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二月来信”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力量的估计太悲观、太片面，认为农村的武装不能促进革命的高涨，不赞成在农村中扩大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只强调争取群众和城市工作。信中还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编，弄成小部队组织，散入湘赣边境进行土地革命，每支队伍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
“二月来信”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回到中央，并说，这样可以“隐匿大的目标”。
显然，中央的这个来信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关于红军的行动主张是错误的，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对这封信，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并建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复信中共中央，申述前委的不同意见和主张。
尽管红四军前委未执行中央的“二月来信”，但这封信对红四军的一部分人却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他们说，中国革命前途不大，胜利太难或者不太可能。
在“二月来信”的影响下，林彪的悲观思想也抬了头。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根据地红旗也有可能打不长久。
古田会议后，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落选的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再次信心百倍地走上了指挥红军的第一线。新春伊始，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积极练兵，准备痛击闽、粤、赣三省之敌的第二次“会剿”。
过完新年，林彪率领第一纵队从新泉明口出发了。
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县小池打了一场阻击战后，再返回上杭县古田。
这时，林彪认为，革命终将取得胜利，但目前红军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也不会太大。于是，他用贺年的方式，给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在信中，林彪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形势，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有些悲观，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根据地的红旗也有可能打不了多久。他还说，鉴于目前形势，他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也缺乏信心。
在这封信中，林彪还建议采用流动的游击方式去打击敌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必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因为，一建立根据地，敌人就会集中兵力围剿，打游击，敌人就不大好围剿。
新年刚过，毛泽东收到林彪的这封信，心情有些沉重。
毛泽东想，林彪是红四军的前委委员，又是第一纵队的司令员，他对争取江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有悲观情绪，说明红四军中有这种思想的人还相当多。林彪流露出的这股思想很有代表性，有必要利用这一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提高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对创建革命根据地及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决定：这次对全体官兵的思想教育，就用公开信的办法进行。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上杭古田。
在赖家坊协成店驻地的一间民房里，他给林彪写了复信，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写了较长一段说明：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仍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的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得来，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毛泽东还在复信中说了如下一些内容：
（1）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2）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也就是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三位一体的思想。
（3）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但终会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同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必须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看，当然要使大家（有这样看法的人）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就是说，现在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他的发展是会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抓住了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描写。
在这封信的末尾，毛泽东还饱含深情地预言：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余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把这封信写好后，除嘱下属送给林彪外，还特嘱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发到各大队党支部阅读。毫无疑问，这个典型抓准了。他给林彪的这封长信，起到了教育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作用。
林彪当时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给他写这么长的信，并要把他作为一个典型，而且还把给他的信分到全军阅读。
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印的毛泽东的《抗战以前选集》，收录了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长信。
毛泽东的这本书出版后，林彪心里有点不痛快。他觉得，他当时作为一个下级，向上级谈出自己的心里话，并提出建议，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本选集一发下去，会使很多同志对他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