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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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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在整个黑暗时代,西方人仅仅人一些提要和注释中对希腊学术略有所知,虽然从希腊人那里得到最初动力的阿拉伯学派兴起后,自然知识也有一些增加。 

  到十三世纪,亚里斯多德的完整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了,并且译成了拉丁语,最初是从阿拉伯语译本译过来,后来又从希腊语直接译过来。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经院哲学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新的综合。他把基督教义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理性知识体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他却巧妙地完成了。 

  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经院学派作出这个假定。 

  不过,新的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离开完全理性的体系而诉诸无情事实的裁判——这些事实与当时可能的任何哲学综合都毫无关系。自然科学在其探讨的中间阶段,可以使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也是它的方法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科学主要是经验性的,它归根到底不得不诉诸观察和实验。它不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样凭借权威接受一种哲学体系,然后再依据这个体系来论证种种事实应该如何如何。人们有时以为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不是充分运用理性的,其实不然。它们的结果是运用逻辑方法从它们认为是权威的和肯定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这些权威的和肯定的前提就是教会所解释的圣经以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另一方面,科学则依靠经验,它所用的方法就和填补字谜画时所用的方法一样。科学也要运用理性来解决确定的谜团问题,并形成唯一可能的有限的综合和学说;但是,观察或实验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 

  在蛊惑中世纪人心的巫术、占星术和迷信(大半是异教的遗迹)的浊流中,托马斯·阿奎那所阐明的经院哲学保存了关于自然界可以理解的信仰。但是,托马斯派哲学也包含了托勒密的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和亚里斯多德的拟人观的物理学及他的许多错误见解,如运动需要不断施加力量、物之轻重在于其本质,并自寻其天然位置等等。因此,经院哲学家反对哥白尼的学说,不肯使用伽利略的望远镜,甚至当史特芬(Stevin),德·格鲁特(de Groot)和伽利略用实验加以证明之后,仍然不肯承认轻重不同的物体可以以同样的速度落向地面。 

  这些差异后面藏着更深刻的分歧。阿奎那及其同代人和亚里斯多德一样,以为实在的世界是可以通过感官觉察出来的:这个世界是色、声、热的世界;是美、善、真,或其反面丑、恶、假的世界。在伽利略的分析下,色、声、热化为单纯的感觉,实在的世界只不过是运动中的物质微粒而已,表面上同美、善、真或其反面毫无关系。于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认识论的难题:一个非物质的、无展延的心灵何以能了解运动着的物质。 

  由伽利略开始的工作,至牛顿集其大成。牛顿证明:物体靠相互引力而运动的假说已足以解释太阳系中一切庄严的运动。结果,就形成了物理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虽然牛顿自己也指出万有引力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不过,他的门徒们,尤其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却忽视了他的明智的谨慎精神,把牛顿的科学变成了机械论的哲学。根据这个哲学,整个过去和未来,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人也就变成了一架机器。 

  有些头脑清晰的人认识到科学不一定能揭示实在。还有一些讲求实际的人一方面接受决定论,作为科学上便利工作的假说(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能的假说),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把人看做是一个自由的、负责任的主动者,并且继续毫不受打扰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存在的整体是太广大了,人们在只研究它的一个方面的时候,是无法窥知它的秘密的。另一条逃避机械论的道路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归根结蒂溯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即德国唯心主义。这个哲学同当代的科学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关系。 

  虽然有这些反动思潮,牛顿的动力学仍然既加强了素朴的唯物主义,又加强了决定论的哲学。对于有逻辑头脑而不善深思的人来说,从科学推出哲学似乎是一件必然的事。这种倾向随着物理科学的每一进步而得到加强。拉瓦锡(Lavoisier)把物质不灭的证据推广而及于化学变化,道尔顿(Dalton)最后建立了原子说,而焦耳(Joule)也证明了能量守恒的原理。每一个别的分子的运动的确还是无法测定的,但是,在统计上,组成一定量物质的千万个分子的行为却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 

  十九世纪下半期,有些人觉得这种机械观可以扩大运用到生物学中来。达尔文搜集了地质学上的和物种变异的种种事实,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假说,使古来的进化论更加为人相信。地位仅次于天使的人类本来是从宇宙的中心地球上来俯览万物的,而今却变成了围绕着千万颗恒星之一旋转的一个偶然的小行星上面有机发展锁链中的一环。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物,是盲目的、不可抵抗的造化力量的玩物,这些力量和人类的愿望和幸福是毫不相干的。 

  生理学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认定有生命的机体的功能可以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在有些生物学问题上,有机体必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事实是有其哲学上的重要性的。但是,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是分析性的和抽象的,它不能不尽可能用物理学术语表述科学的知识,因为物理学是一切自然科学中最基本的和最抽象的科学。当人们发现可以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述的东西愈来愈多的时候,人们也就更加信任这个方法了,结果就产生一种信念,以为对于一切存在都可以完全从物理和机械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办得到的。 

  这就赋予某些物理学概念以极大重要性,这些物理学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所达到的最基本的概念,不过哲学家采用这些概念往往为时过晚。十九世纪的德国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的哲学放在力与物质的基础上,而当时的物理学家却认识到力只不过是质量…加速度的一个拟人观的方面,同时,物质也由德谟克利特和牛顿的具有质量的坚硬微粒上升到漩涡形的原子或以太介质中的疙瘩。光则由杨(Young)与弗雷内尔(Fresnel)的半刚性和物质性的以太中的机械波变成了麦克斯韦的某种未知物质中的电磁波——这对数学家讲来,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对于实验家讲来,却失掉了可理解性。 

  尽管有以上种种迹象,当时的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生物学家仍然保持着常识性的唯物主义,相信物理科学揭示了事物的实在。他们没有读过唯心主义的哲学,无论如何不会变成这种哲学的信徒。但是,在1887年,马赫(Mach)用他们熟悉的语言,重申古来的学说,认为科学只能把我们的感官所领会的现象的信息告诉我们,实在的最后性质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也有人认为虽然就科学证据所能证明的而论,我们只能走到这种现象论为止,但是,科学毕竟把自然现象合成一个前后一致的模型,这个事实却是一个有效的形而上学上的论据,可以证明有某种和模型一致的实在存在于背后。但是,各门科学都只是类似于模型据以构成的各种平面图,因此,举例来说,力学所指明的决定论就只不过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和作为这门科学的基础的各种定义的结果而已。同样,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一类原理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从一团混乱的现象中形成自然科学时,心灵为了方便的缘故,总是不知不觉地挑出那些守恒的量,围绕它们来构成自己的模型。到后来,实验家费了千辛万苦,才又重新发现它们的守恒性。 

  不过,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很少对哲学发生兴趣,就连对马赫的哲学也是一样。他们大半以为他们所研究的是事物的实在,而可能的科学探讨的主要轮廓已经是永远地规定好了。物理学家需要做的工作好象仅仅在于增加量度的精确程度,和发明一种容易了解的方法,来说明传光以太的性质。 

  同时,生物学也接受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认为这可以充分解释物种起源,并且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去。只是到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Mendel)的被遗忘的研究成果后,这个问题才重新提出,再用达尔文的实验方法来加以研究。虽然说明过去地质年代中进化过程的明显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些人却开始怀疑自然选择是否就是新品种的充分原因,因为在今天,自然选择只是对小的变异产生作用。 

  从1895年起,物理学中又产生一种发人深思的新情况。汤姆生(J.J.Thomson)把原子分解为更微小的质点,这些质点更分解为带电的单位,其质量被解释为仅是电磁动量的一个因子而已。“电”真仿佛可以对物理科学中的一切现象给予最后的和充分的解释了。卢瑟福从原子分裂的角度来解释放射现象,照他的想象,原子是一个带正电的原子核,周围有一些带负电的电子围绕它运行。物质不但不是密实的塞满填满的东西,反而是空疏的结构。其中的质点,即令作为解脱出来的电荷来看,其大小同空罅相比,也差不多是微不足道的。不但这样,原子分裂的统计原理也发现了。一秒钟内一毫克镭中有多少原子爆炸,也可以算出来,虽然某一个原子的寿命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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