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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最后被招安，只是说明了传统文化力量以及朝廷顽固势力的强大。在异族力量的入侵下，已腐朽不堪的大宋帝国也随之迅速垮台。
宋徽宗不可能理解灰社会现象，但他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亡国带来的苦果。
三
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个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也。”可见金氏是把《水浒传》当做史书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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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一个沉重的问题
作者：李光阁
我记得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句话说，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描述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告诉读者在生活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英雄好汉们的梁山之路，让我感到了穿透历史般的惊颤。水浒灰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系统不尽完善的反映。当个人的良性生存无法获得必需的资源时，对生命的欲望将化为章鱼般的触角，扭曲延伸到体制外的通道。
林冲被陷白虎节堂，如果有合理的救助渠道，这位温良谦让而又公忠体国的军官，不会将枪头对准自己曾为之效力的朝廷；武松查到了西门庆杀死哥哥的证据一再上告时，如果正常的司法渠道可以给他一次申诉的机会，这位曾经为老百姓打虎除害的英雄，就不会变成一只扑向朝廷的猛虎；卢俊义被梁山设置圈套时，如果官府能够分辨是非，这位守着万贯家产的大财主，怎么可能甘心成为梁山形同虚设的“二把手”？又比如世代忠良之后、一心报效国家的杨志，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人才选拔渠道进入体制内，怎么会将自己试图卖掉的大刀插向朝廷的软肋？假设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生存的硬度，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我看来，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一种心理维向，也就是说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当生存变得不再艰难，梁山暴力法则不再通行时，理想社会才可能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四
水浒世界所披露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专制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是宗法专制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灰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没有人天生就是或者愿意做奴才和土匪，李逵的板斧所代表的“梁山法则”，只不过是灰社会状态下的一种压力生存的反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以及个人良性生存的一种普遍诉求。如果律法在应然的轨道上运行，权力在所属的领域内实施，历史上一幕幕的“梁山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水浒社会是好汉们采用暴力规则进行硬度生存博弈的社会。生存是一门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身没法改变，发展规律可寻；生存需要方法，更需要大智慧。这就是《水浒传》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信息。
当文字的泉水流过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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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一个帝王的亡事1
作者：李光阁
帝国败律
一个帝王的亡事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
当宋徽宗挥动着宽大的衣袖，醉心于丹青墨海而成为中国最有才情的皇帝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将沦为历史上最屈辱、最悲惨的亡国之君；当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往李师师的闺房里香拥佳人的时候，也一定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的这双手，葬送了祖上夺来的大好河山。
梁山班子成员排完了座次，宋江劝众兄弟接受招安时，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宋江评论“奸臣闭塞”是有道理的，但皇上是否“至圣至明”，自其即位时就存在疑问。
公元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殒。皇帝驾崩的当天，皇宫里发生的一次小小争吵，使历史在这一天拐了个弯。正直贤淑的向太后召集群臣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商议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端正仁孝，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把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推出。也难怪太后一个劲儿提拔赵佶，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做上王爷的位子后，举止和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兄弟们大多沉迷于享受，而赵佶则醉心于笔砚、丹青、射御，高俅的主人——书法家王都尉还给他送过镇纸狮子和玉龙笔架。十六七岁时，赵佶就盛名当时。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幼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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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一个帝王的亡事2
作者：李光阁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