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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是一个倔强的人，按他的性格，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存了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了民情。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在12月12日夜，派了两位和谈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一行4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
刘亚楼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我方的基本观点是傅作义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
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104军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被歼灭了。解放军攻打张家口这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电报，提出4点要求。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文中的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第三路线。
1月7日凌晨5时，为平津战役操劳，夜不能寐的毛泽东致电前线司令员林彪：
“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署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此时，北平的学者名流都希望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与解放军重开谈判。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
周北峰与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到了海淀镇又换乘吉普车到了西山，见到程子华将军。翌日清晨，又到了蓟县八里庄，会见了聂荣臻。
聂荣臻提出，傅作义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阐明4点主张：
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徐永昌带来蒋介石的旨意，让傅作义把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由空军空运。
不久，蒋介石又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傅作义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
郑介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在北平的军统人员，用各种手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对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把他们暗杀。
傅作义又派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的邓宝珊到通县，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聂荣臻告诉对方，解放军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
仅29个小时，天津便便被解放军攻克，陈长捷等当了俘虏，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最后决心。
傅氏立此一大功（2）
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1月16日晚，林彪司令员会见了邓宝珊，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政委联合签署的给傅作义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这封信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中共的最后通牒。傅作义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
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
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傅作义私下对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
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