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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其他的中、上层军官呢？他们未必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
国民党军队的中、上级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据内部资料记载，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进驻武安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他们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
对此，前去采访高树勋的外国记者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再说，别看他（指高树勋）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猜忌的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就必然要结出分裂之果。
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仿佛更加证实了政工人员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务案件”，把这种猜忌推向了极至。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3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他就是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哪里经得住具有丰富“肃反”经验的专职人员的审讯？如此这般一番严审，该连长招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于是，被招供出来的这些军官又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凑巧，这边正在怀疑“民主建国军”“通敌”，那边高树勋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庄，确有国民党人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部下从西安派来的，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清白，将信立刻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防止他有异动。
此时，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围攻，根据地的军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7年6月，毛泽东指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对外称是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实际上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绝密电报中，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
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解放区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
前方又传来了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被国民党策动叛变的消息。形势迫人，来不及多想，军区负责首长当机立断：“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为了解决“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于1947年5…6月间，调来了驻扎在山西晋城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第5师第13旅、第15旅共7个团，进驻长治。
毛泽东回电（2）
1947年6月14日清晨，晋冀鲁豫军区派一个团，去抓高树勋。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赶来的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喝止。
正在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
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抓捕高树勋的部队在给军区首长的报告中说：“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晋冀鲁豫驻地，继续审查，含冤被囚。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时隔多年，已经成了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对解决高树勋问题做了评价；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高树勋小传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毛泽东评蒋鼎文
“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
——毛泽东评蒋鼎文
蒋鼎文成了“五虎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