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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建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已经掌握中共中央权力的博古、项英等人却不这么想。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题目就叫“打倒一切反革命”，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参加过巴伐利亚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李德，更是把毛泽东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据说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又亲自到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料不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而且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李德不听毛泽东的计策，果然导致了日后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败。
毛泽东的爱将陈伯钧评述了当时的情况：“蒋鼎文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本来19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19路军一垮，中央苏区处境就更难了。”
1934年1月15日，蒋鼎文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解决19路军“闽变”以后，蒋鼎文踌躅满志，特地到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的“古避暑洞”，在背后刻上一首自己写的诗：“日光岩，石磊磊，环海梯天成玉垒，上有浩浩之天风，下有泱泱之大海。”
蒋鼎文报告
蒋鼎文报告：“红军死守广昌”，蒋介石闻听大喜
解决“福建事变”后，蒋鼎文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重新参加对中央苏区进攻。他按照蒋介石的指挥，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为了阻挡东来的蒋鼎文部，红军猛将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国民党军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彭德怀派战士潜伏到沙县西门城墙底下挖坑道，将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黎明时分，沙县西门城墙被炸开20米长的缺口，彭德怀挥着指挥刀，指挥战士进行巷战，沙县终于被攻克。
此时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攻占。彭德怀找来被虏的国民党电台台长，要他用国民党名义向蒋鼎文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粮食、盐巴、布匹等根据地急需而又搞不到的物资。
蒋鼎文糊涂如此，可蒋介石正在用人之机，未予深究。
蒋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洋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崽卖爷田心不疼”，跟蒋军进行了“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对抗，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双方损失都很重。
蒋鼎文向蒋介石报告了广昌战况，蒋介石大喜，他怕的是红军的运动战，忙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蒋介石道：“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广昌终于失守，瑞金门户洞开，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
7月上旬，李德面对绝对优势的蒋军，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电催蒋鼎文等火速进兵。蒋介石后来回忆道：“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
蒋鼎文率部进驻红色首都瑞金，得意非凡，大肆“清剿”，中央苏区火光冲天，哭声一片。
而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
毛泽东随北上的主力红军过于都桥的时候，望着逐渐远去的根据地，心情十分沉重。想着在瑞金街头耀武扬威的蒋鼎文，大有“天下无英雄，而今遂使竖子成名”的感觉。
蒋鼎文成了毛泽东的“近邻”
西安与延安，蒋鼎文成了毛泽东的“近邻”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毛泽东有机会从西北黄土高坡的一隅走出来，共产党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在敌后抗日战场大施拳脚。
说起来，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感谢在事变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蒋鼎文。
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直接诱因是蒋介石要用蒋鼎文取代张学良。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开始遭到张学良东北军的围攻。毛泽东麾下大将徐海东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另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于1936年12月初，乘坐专用列车到西安督战，逼张学良打共产党，并且说，张学良如果不打，就派福建的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这件密嘱被杨虎城的卫队在邵力子的办公室当场查获。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并决定12日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蒋介石被扣押，随他到西安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道被软禁起来。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于17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阐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蒋鼎文作为第一个被释放的国民党要员，持蒋介石令停止内战的信，到南京去与何应钦商议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鼎文当上了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当年在江西追剿毛泽东的蒋鼎文，此时摇身一变，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近邻”。他踌躇满志地在西安告诉外国记者：“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
毛泽东警告
毛泽东警告：“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军事问题时指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上，对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主张运动战。
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8月30日，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康泽，坚决不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的决定，提出必须以林伯渠为23个县、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张国焘为副。
9月份之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确认，毛泽东决定先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
9月16日，西安的蒋鼎文急电朱德，说蒋介石派军部的5位高参要到八路军视察。毛泽东不同意国民党往八路军中派任何人，对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许进人营门一步。于是朱德复电给蒋鼎文：“五位大员的到来，己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蒋鼎文碰了钉子，国民党的5位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留在了西安。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十分有违国民党借日寇之手削弱共产党的初衷。奉蒋介石的旨意，西安的蒋鼎文不断催促刘伯承的129师速上前线。
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周恩来一齐去南京陈辞。
德怀同志：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